法治的多元探问与现实追踪——读孙明著《法治追问:法治的前世今生》

当前,我国正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完成由"人治""德治"主导到"法治"主导的转换.然而,什么是法治?法治意味着什么样的法学理念、法制体系、法理精神?法治能带来怎样的社会形态和人际关系?法治能解决哪些法律难题与社会问题?成为我国法学界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     

法治社会的推进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培育——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阈

每一个民族的法治文明,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都孕育着符合自己民族性格的法治精神,而且这种民族法治精神构成了该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和精神内核.因此,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全面审视社会法治实践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通过建设性地阐述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来试图寻找这一生动的社会法治实践中所蕴涵的丰富"精神资源",切实培育起符合中国特色现代法治需求的民族法治精神.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对立与统一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以"人治"为核心治国理念的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然而,儒家文化中也有许多精华的东西,在法治社会中,"以儒修身"的内在修为与"依法治国"的外部规制是可以统一的。     

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论西方近代法治原则与市民社会变革

西方近代法治的确立,从根本上是西方近代市民社会要素生长发育获得了与国家并立发展的结晶。通过市民社会的变革,确立了法律的至上地位,权力和权利都服从于共同的规则而纳入法律规制框架之中,树立了以理性自律精神和主体自由追求为内核的公民意识,为法治进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在驱动力。     

法治中国的话语表达

对于法治中国进行高水平的话语表达,不仅是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关涉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法治观念和传统总体淡薄、民间对法治话语表达存在一些误解的情况下,推动法治话语的建设和高水平的表达,能够回应和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的深刻变革,助力民族振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中国法治话语的核心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体现知变应变求变的革新精神、彰显理念确立与规范完善的进程、体现法律与道德对治理结构的融合、展示法治中国的全球理念与世界担当。为了有效地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表达包含上述核心要素的中国法治话语,需要强化中国法治话语表达的生动性,凸显表达的受众友好性,注重话语表述的适当态度,尤其是要通过完善法学教育培养表达中国法治话语的人才队伍。法治话语的高水平表达是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它不仅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而且有赖于各专业领域的通力合作。     

市民社会的法治意义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西方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运动为近代法治确立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     

人权与法治关系辨析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有关人权实现和发展的重要实践问题。人权与法治在基本理念上具有契合一致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的法治化运作的契合,而是存在着各自内在矛盾或悖论。当现代法治在传统"秩序之治"基础上凸显"人权之治"时,这种内在矛盾就伴随着强烈的人权诉求,越来越聚焦于法治的具体实践环节上,从而转为人权与法治之间的现实冲突。人权与法治的冲突十分需要把控其中权力这个强有力的中介,通过引入人权治理机制以实践的力量来处置、协调和化解。     

公平正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视域

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准则和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平正义之间是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公平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视域下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把实现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以发展为源动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以共享发展为基本理念,不断实现共同富裕;以改革创新为助推剂,构建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有力保障;拓展国际视野,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     

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选择。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历史经验证明,和谐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调节中实现的,而实现手段之一就是法治。因此,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问题,它可以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塑造诚信友爱的社会精神创造一种基本的制度环境。和谐社会蕴含法治价值,二者在本质上契合,因此,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     

法治思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不同阶段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的要求各有侧重。从十八大的法治思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现代治理能力,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思维,凸显出法治思维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治理者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依照法律治国理政。法治思维作为法治建设中的融贯性因素,是连接法治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行为的中介。法治思维是一种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它要求基于法治精神和法律规则来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求治理者培养并具有合法性思维和程序思维,尤其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使之与党的领导地位相适应。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移民信访、搬迁重建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导致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存在时代性和特殊性。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就业安置、移民心理、移民信访等问题给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带来治理困境和全新挑战。倡导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和采取社会治理的法治方式才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径。研究三峡库区社会治理法治保障可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样本。     

论法的理想类型及其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法虽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从法的历史制度形态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来看,各种类型的法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功能和价值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意蕴,压制型法中突出体现了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国家亲权需求下的法律父爱主义,自治型法体现了民主法治下基本自由主义精神,回应型法则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法律合作主义精神。     

法治反腐的内涵分析

法治反腐是新常态下公信力最高、透明度最大、公正性最强的反腐方式,法治反腐坚持法治的内在价值和主导理念治理腐败,因此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良法和善治两个方面。良法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是良法的内在目的,良法与善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法治反腐的基本内涵。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法治政府的契约理论逻辑

法治是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它主要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法律关系框架而展开。契约作为一种理念,在横向层面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自由、平等、互惠的价值诉求,在纵向层面也蕴含着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所应有的诚信与责任、秩序和效率的政府人格和施政理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为横向和纵向契约理念结合的法治政府提供了应然性的法治逻辑与和谐社会的实践归宿。     

社会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在强调以法治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考虑经济与社会如何实现协调共进的问题。市场经济法治原本就应与社会治理创新相生相伴,不应忽视社会治理创新需求而单纯追求经济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专注于追求GDP增长,严重忽视了社会治理创新,衍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阻滞了经济发展。当下最为关键的是,结合社会治理创新在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理念方面的新要求,审视中国市场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结合中国对市场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确立扩展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众参与能力、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市场经济法治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