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瑞典、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20世纪 90年代瑞典、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是在 80年代福利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 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动因。两国政府的改革措施以削减福利支出为核心 ,重点是进行结构调整和福利具体政策的完善。在某些领域使国家福利适当私有化、市场化 ,提倡多种力量合作投资福利 ,目的在于促进福利的公平与效率。从经济指标看福利改革的成效 ,90年代福利支出不断增长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福利改革没有触及整个福利制度。福利政策总的趋势是在改革中不断适应经济变化和政党执政的需求     

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福利制度创新论析

人的需要历来是社会福利制度设计的基础与核心。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移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类需要发生转变,带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在原则和路径上的双重创新。社会福利制度应在"高度、适度、精度与梯度"四维一体创新原则指导下,通过创新福利资本支出机制、福利供给结构、社会福利立法、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等路径来合力解决当前福利服务覆盖率低、福利资源缺位、保障机制不健全和福利供给断裂等现实问题,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协调共生并最终建成发展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社区照顾：西方国家老年福利服务的选择

社会福利服务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制度和满足人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主要用以解决人们的各种日常社会生活问题,特别有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及其特殊需要的满足。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各国,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普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支出控制成为了政府的主要议题。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老年福利服务也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作为其中的一个解决手段,社区照顾成为了西方各国老年福利服务的必然选择。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

近年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福利危机”。为此，西方各国都致力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增收节支；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等。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魁北克模式"的历史考察

魁北克模式成形于上个世纪60—80年代,其主要内容是奉行法裔民族主义经济社会政策,提升法裔地位和振兴法语文化;仿效北欧模式建设公民参与型的福利国家。在魁北克模式治理下,魁北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     

紧缩政治学视域下社会福利政策的变迁——以撒切尔政府社会福利改革为考量

社会福利政策的变革事关国计民生,紧缩或扩张式的路径选择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英国撒切尔政府为治理福利国家危机采取的"去福利化"改革,就是一个由扩张性福利政策向紧缩性福利政策转变的典型案例。从紧缩政治学的视角分析,撒切尔政府的社会福利改革既包括对具体福利项目进行削减的项目性紧缩,也包括针对政治经济决策环境改变的制度性紧缩。从这两个维度对撒切尔政府的改革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非商品化和商品化的紧张——从失业保险再看瑞典的福利改革

“人民福利”曾为瑞典赢得了“福利之窗”的美名,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全球化经济的冲击,瑞典国内经济疲软,福利预算赤字和国家财政赤字快速增长,以及面对国际、国内的压力,瑞典政府逐渐反思“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过度去商品化的弊端并进行福利改革.本文在概述瑞典社会福利非商品化特征的文化、政治、经济根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失业保险危机前的非商品化特点的呈现,以及失业保险在危机后改革中的商品化与非商品化紧张的现实,揭示具有“非商品化”福利传统的瑞典,其“商品化”福利改革任重道远.     

让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

[主持人语]社会福利是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并列的社会保障体系三大构成部分之一。社会福利主要包括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与妇女福利等类别及若干具体项目,是满足相关群体需要并使其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助于化解国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而且特别注重精神慰藉与情感保障,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对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否定,福利似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社会福利被认为是滋生懒惰的温床,福利国家在一些场合几乎就是"福利病"的代名词。正是对福利与福利国家的污名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滞后,使社会福利成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短板,影响到城乡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与妇女的实际生活质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分析

促进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中要义,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及逐渐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从积极探索嵌入性发展开始转向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保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源,借助政府、村组干部、基层经办服务人员、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确立参与治理的理念、明晰参与治理目标、理顺参与治理关系、规范参与治理过程等路径,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下,达成对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论社会福利的体系构建

社会福利是一项制度还是一个体系,对于社会福利的概念认知与实际推行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对于国民基本生活保障及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专业性、职业化的社会工作,多元化、网络化的社会服务,政府公共福利等子系统共同构成社会福利体系,形成"福利合力",有利于确保社会福利的供给与提升。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建设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西欧各国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福利体制从一般社会福利向"福利国家"的转变,各国福利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陷入全面危机。系统总结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西方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述评

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延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内核,同时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福利思想。新自由主义者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为基本出发点,对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进行批判,反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思想渐渐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主流思想,以新自由主义福利思想为指导的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开始实施。     

社会投资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被广泛地论述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本文考察这一波改革的理论叙事与政策实践,检视福利国家调适的性质与影响。通过激活个体能力和自理责任以及开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社会投资政策致力于因应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风险,适应21世纪竞争性的知识经济形态。尽管与福利紧缩时期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积极的社会投资并未能根治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结构矛盾,并不足以带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范式变化。这一导向的改革政策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的不平等、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强化了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再商品化,因而毋宁是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从理论上廓清这场改革的性质,也可以为中国福利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规范性反思。     

当前中国社会福利依赖现象与反福利依赖社会政策的介入

福利依赖一直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福利国家面临并竭力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国大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福利依赖问题,并开始影响社会公平和效率。文章分析福利依赖的成因,探讨和研究社会政策介入反福利依赖、帮助福利依赖者提高自助能力,努力促进提高社会福利的使用效果,增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投资型国家对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启示

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理论将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市场经济对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的理解结合起来,试图在克服两者片面性或局限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福利国家模式;它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探索日益成熟化的重要表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良性发展应该从理念上入手,从现代福利思想的成熟理论开始。文章从理念角度探究了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理念优化和路径选择。     

美国福利政策改革和贫困治理模式演进——基于新自由家长主义治理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不仅体现在福利受理案件的显著降低和从现金资助到其他服务的转变上,贫困治理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新自由家长主义治理视角切入,探讨美国福利政策改革与贫困治理模式转型的关系,分析福利改革过程中美国新的贫困治理模式形成过程,指出美国福利改革在培训福利接受者努力工作和承担个人责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但它也把大量的美国福利接受者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使他们处于贫穷状态。     

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和慈善事业发达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为公共投资项目寻求非政府替代,提高社会福利服务的私有化和私营化程度、弱化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把社会福利制度的政策责任委托给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大幅减少直接资助贫困家庭的资金补助比例,大力增加鼓励和帮助人们参加工作、自谋生路的资金比例。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是:实现社会福利责任主体多元化、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建立“公平与效益”相结合的社会福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