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艳似赋，流美如歌——南朝文人乐府诗语言风格探析

南朝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受到汉乐府民歌、魏晋文人乐府诗和南朝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吸取汉赋铺排夸饰的艺术特长,形成了繁富华艳的语言风格,这类作品从诗史的传统看来,主要体现了魏晋文人乐府诗和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南朝文人乐府诗中还有一些作品受到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其语言风格表现出浅近自然、婉转流畅的特色.     

从刘宋朝帝王政策看鲍照乐府诗创作

由于在上者提倡 ,刘宋朝乐府文学兴盛。鲍照丰富多样的乐府创作与刘宋乐府发展潮流契合。宋文帝统治时期 ,鲍照乐府诗创作以模拟为主 ,尤以模拟汉魏文人乐府为多 ;孝武帝是刘宋乐府诗得以发展兴盛、创作风气获得新变的重要人物 ,他对民间流行音乐吴声、西曲大力提倡 ,使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因子 ,诗歌色彩较前期更为绚丽。     

论范成大使金纪行诗的田园内涵

范成大的七十二首使金纪行诗以爱国主义主题著称,但是其中有十余首作品具有明显的田园内涵。这些作品或表现田园风光,或反映农家苦乐,或抒发隐逸情绪,既上承早期田园诗创作,又与《四时田园杂兴》有着一定的联系,在创作风格、表现内容、意象选择、艺术技巧等方面沟通了范成大的前后期创作,在继承前期创作的基础上,由于直面故国而有了新的特点,从而推动了范成大田园诗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使范成大的田园诗创作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具有较为鲜明的发展脉络。     

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

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出现一种新的乐府民歌,就必定有文人起而模仿,随即出现拟乐府诗的兴盛局面。从汉乐府到建安文人诗,从南朝乐府民歌到齐梁诗,莫不如此。但是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初盛唐诗坛上却没有重演。隋唐之交燕乐兴起,至开、天年间大盛。而早在隋代便已产生的曲子词,却一直到中唐才有文人模仿,至晚唐五代始进入文人词的盛期。也就是说,从民间词的产生到文人词的出现,竟有一百四十年以上的间隔。造成这样长     

论魏晋六朝乐府诗的文人化——以女性形象的变迁为例

乐府诗产生于民间,属大众文学范畴,在魏晋六朝文人拟作乐府诗后,乐府诗的文人化便如影随行,即由大众文学向文人文学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大众与文人对于相同题材的不同处理(关注度、表现方式等)是近距离考察这一转化的最直观视角,因而我们选取了汉乐府与魏晋六朝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这一视角作为考察的突破口。魏晋六朝乐府诗共经历了女性形象的三次变化,即曹魏西晋乐府诗中的寄托性女性、东晋刘宋乐府诗中非主流化的女性形象、齐梁陈乐府诗中的富艳性女性。这三次变化,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人情趣、文人文化,是乐府诗文人化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这些变化是由文人文学创作功能的转变造成的。     

论范成大领任宫观官期间的文学创作

范成大一生五任宫观官，长达十五年。领任宫观官促使范成大开发和营造的石湖别业，不仅是他归乡里居的具体地点，而且成为他与周必大、杨万里、姜夔等文人交游唱和的触发场域和记忆空间。领任宫观官为他反观自身提供了重要契机，生理上的病痛对其晚年生活及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病中自嘲与览镜自照成为他提举洞霄宫期间独特的创作现象。范成大通过身体书写，塑造了一个衰老、多病的自我形象，使壮志难酬与衰疾忧虑交织的情感体验得到了充分表达。他此时大量创作的田园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吴地农村的社会面貌，兼具田家乐与苦的两种创作主题，透露出范成大闲与愁的双重奉祠心态。     

形式的意义:王昌龄乐府诗研究

王昌龄的乐府诗创作 ,成就卓著。在 40首乐府诗中 ,十多首五古乐府稍有瑕疵 ,主要表现在徒诗化倾向以及律诗化倾向损害了乐府诗的拟古性。 2 0首七绝乐府既深切地把握了乐府诗的本性 ,又将七绝与乐府的特征成功结合 ,扩展了乐府的表现形式 ,因而成为这一诗型的典范之作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从南宋文人出行记看南宋出行文化

南宋孝宗年间周必大、陆游、范成大的出行记,反映了南宋的出行文化;由于南宋客运和货运路线重合,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南宋物流文化。南宋文人出行讲究排场,游玩性强,应酬甚多,文学气息深厚,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天之骄子优越地位。     

鲍照乐府诗之潜文化素质研究

鲍照的乐府诗题材多样,思想内涵复杂但又井然有序。既自觉继承了民歌的言情风尚,又弘扬了汉魏之交文人诗家忧念治乱的政治情操。流行于刘宋时期的儒学、玄学和道教等多种文化在鲍照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现实生活又引导着他进行文化选择与整合,并进而决定了他的乐府诗的文化素质。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四题

〕文章试图从创作的缘起和性质，对传统的超越和延续，以及情与景之间的关系等几方面对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作较全面的分析，以期对这组诗的内容、题材、情感，语言、结构、主客关系和它们在中国田园诗中的位置有较整体的认识，从而对范成大田园诗风格上清新、婉丽、灵巧、温润、秀雅、精严兼美有较为立体的分析。     

宋集中的乐府诗编纂研究

宋代乐府诗编纂,包括对前代乐府文献的全面总结,以及对本朝乐府诗的界定两方面。编纂于宋初的《文苑英华》与《唐文粹》,皆是以接受和总结为目的,在题材内容方面对前代乐府诗进行整合,其乐府观与《文选》一脉相承;至北宋末年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则从音乐传承与本事考证两方面入手,全面建构乐府文学的体系,成为前代乐府文献的集大成。然而随着宋代乐府诗全面转变为徒诗,《宋文鉴》在编纂本朝乐府时,倾向于按照文体特征筛选,这种形式既受到诸宋人别集体例的影响,也与宋代乐府诗的创作情况密切相关。     

“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以王世贞《乐府变》组诗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诗坛兴起过一次以新题乐府为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这场乐府变运动宗尚唐代杜甫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又因其自觉、独立、针对性极强的"诗史"书写意识,有别于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成为晚明大变局和明清王朝鼎革在诗歌创作中的一次现实反映。这是晚明文学中亟待挖掘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初"梅村体"的诗学渊源及晚近传统,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建安诗歌民歌化探索

在中国诗史上,文人诗歌同民歌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汉末建安时期,一个是盛、中唐的天宝、元和时期,以建安时期最为突出。建安诗人从周民歌中摄取养料,更直接地感受着汉乐府民歌的熏陶,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遵循着乐府民歌化路线。从而,具有与汉代文人诗迥然不同的新成就新特点,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汉礼与胡风糅合的北周乐府

北周的建立者宇文泰仿效周礼,建立了以传统汉礼为主杂以胡风的礼仪制度。音乐体制方面,北周依托南朝雅乐融入胡声、旧曲,建立起宫廷音乐,并仿效周制,以乐配礼,同时沿袭魏制建立了乐署乐官。为礼乐制度服务,乐府诗多宫廷诗,尤其多郊庙歌辞,少文人言志诗,缺乏乐府民歌。礼乐制度建设带动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由于民族交流频繁促进了各地域、各民族音乐的传播和相互融合,北周统一北方期间,北狄乐、西域音乐、外国音乐、中原旧乐、南朝音乐、鼓吹曲、杂曲音乐等实现了初步融合,为隋代七部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这一时期的龟兹乐,在北周完成了新、旧乐的融合以后,到隋唐发展为宫廷七部乐、十部乐等,可以说对后世雅乐、俗乐和戏剧音乐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

汉乐府民歌的产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它以叙事诗为基本体裁,并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五言、杂言体的直接源头。但在此后两千年的诗歌流变中,除了文人有意识地模仿乐府创作过一些叙事诗以外,绝大部分古典诗歌(包括民歌和拟乐府)都是以抒情为主的。为什么叙事诗能够在汉乐府民歌中得到集中的发展,而以后却未能蔚为大宗?本文试图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乐府诗的绝唱——唐代乐府诗成就探说

盛唐乐府名家辈出 ,佳作繁多 ,其中李白、杜甫最为杰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在通俗化方面成就突出。中唐以后 ,乐府诗创作渐呈衰势。唐代乐府是汉魏乐府后的又一个高峰。     

魏晋六朝拟古辞乐府不均衡现象考察

汉代乐府古辞是后世文人拟写乐府诗的仿拟对象,魏晋六朝的拟古辞乐府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拟作朝代分布不均;仿拟对象分布不均;拟作诗体分布不均.这是由各朝代音乐发展状况及乐府文学发展规律等各因素共同造成的.     

汉乐府"采诗"说再认识

关于汉乐府是否"采诗",学术史上存在过争论.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尽管西汉乐府编制中没有采诗人员,但是当时乐府"采诗夜诵"的确具有一定的现实政治保障,并对东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西汉乐府的"采诗夜诵"继承了先秦以来观乐省风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在东汉得以继承与发扬.正因如此,汉代乐府民歌才能较好地保存流传下来,并形成了统一的艺术精神及艺术风格而影响于后世.     

汉魏乐府诗"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的成诗模式

"因声而歌"与"缘事而发"是汉魏乐府诗成诗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成诗模式不仅影响了乐府诗辞乐关系中以乐为主的特征,而且揭示出乐府诗"缘情而发"、"以悲为美"的情感倾向,并由此形成了乐府诗创作中诗乐相依、即事名篇等创作传统,对后世文人的乐府诗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