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命》《少司命》“宾主彼我之辞”辨

朱熹在《楚辞辩证》中说:“《九歌》诸篇,宾主彼我之辞最为难辨.旧说往往乱之,故文意多不属,今颇已正之矣.”他之所谓“正”,后人并不十分满意,又做了许多正其“正”的工作.时至今日,这依然是个有待解决的难题.分辨诸篇宾主彼我之辞,实际上就是探讨各篇的文意.正确理解各篇文意,是研究《九歌》的基本情调、创作目的、创作时     

试论《九歌》之“山鬼”原型

关于《九歌·山鬼》“山鬼”的原型,自汉代以来即有“山神”说、“山精”说、“巫山神女”说、“人鬼”说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省法都很难自圆其说。实际上,“山鬼”的原型应该是以屈原为原型而塑造的那些被放逐的忠魂们,其中处处闪烁着屈原的影子。     

论《九歌》的思想和“寄托”——《九歌十论》之十

谁都不曾也不敢抹煞屈原诗篇的思想性。《离骚》的爱国忧民、追求理想,《天问》的怀疑天命、动摇迷信,《九章》的临难不苟、矢志忠贞,固不待言;即如《招魂》,也有人就其序曲、结章说了许多好话。《九歌》,胆敢否决其思想价值者绝少,但它到底表现或流露作者什么样的生活理想、政治抱负、情操思绪,到底有没有所谓“隐射”“寄托”和“微言大义”呢? 回答之困难不仅在于时代的隔阂,事实的冥昧,文句的艰奥。屈原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比兴丰美、寓意邃深的抒情诗。《九歌》的风格多样而又统一,情调优雅而又昂扬。充满信心,热情洋溢,满怀希望。俊美,乐观,向上。它可能不是作于一时一地,但这是年青力壮、风华正茂经验之产物,少年倜傥、文采风流记忆的结晶,则可肯定。它的整个调子颇接近《九章》之《橘颂》,而《橘颂》公认是少年得意之作。能写出《橘颂》     

《神异经》“嘲讽之辞”考究

基于对原始思维的文化吸收,战国以来儒士们积极参与的宗教造神运动,不仅共同催生了《山海经》,抑且提升了这部典籍的摹本效应,乃至有《神异经》的叙事模仿和相关“嘲讽之辞”的应运而生。就叙事意义而言,《神异经》“嘲讽之辞”借助了广征博物的时代习尚,通过伪托性质的异人抑或禽兽比附道德品质,藉此传达出深受方术影响的儒者对世风和人情的隐性观照。     

美感适应与《九歌·湘夫人》主题的广泛性

一部文学作品久读不衰,与其主题的广泛性不无关系,也与它的艺术魅力密不可分。《九歌·湘夫人》正是这样的艺术瑰宝。一、可以健康的心态自由阅读的艺术品《九歌》是远古时代的民歌,楚地的《九歌》是反映古楚人民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祭歌。而屈原《九歌》是“作于楚地,沿于楚俗,用于楚把,富有明显的民歌风格、地方个性和宗教色彩”①“基于楚民中广为流传的中国神话故事加工改制的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组地方祭歌”②《湘夫人》和《湘君》是《九歌》中写天神、地抵、人鬼和送神曲中的“地抵”歌③。它以哀惋伤情,耀艳深华成为楚辞《九歌…     

陶潜《挽歌诗》与魏晋佛教“三世之辞”

本文认为，陶潜《挽歌诗》三首，是凭籍了魏晋佛教“三世”神学想象才得以突破我国千百年来的《诗》《骚》传统，于现实人生之外另辟出一“幽冥”鬼世界来。抒写其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使之成为了千古绝唱的浪漫主义杰作。     

《九歌·山鬼》魅力之探

本文通过对《山鬼》原型的考证，认为《山鬼》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主要是因为它在创作中生动地描绘了人类若干先天的原始的典型经验，唤醒了人类沉淀着的思想感情，从而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力量。     

《九歌》与殷商祭典

《九歌》是楚国祭神的乐歌。关于其所祭诸神的性质,近代学者有不少新说,而此种祭典的渊源,则很少有人言及。只觉其中有些问题很难捉摸,如《九歌》如何只祭东皇、东君,而不祀西皇、西君?河非楚之望,如何要祭河伯?云师之祭不见于《周礼》,如何《九歌》会有“云中君”等。如果能将《九歌》祭典的渊源搞清,我想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笔者曾将楚、商文化作过比较,发现楚之政治文化多源之于商。如商人称官吏之长为尹,见     

《九歌》略论

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三种《九歌》,即夏《九歌》、周《九歌》和楚地民间流传的九歌。屈原《九歌》不是礼神祭歌,而是以祭祀歌舞为题材的叙事抒情诗,反映了南楚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其抒情主体特殊,谱写了一组情韵哀婉的多重变奏曲。     

小说“宾主”例话

我国古代文论家,在评点《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中,提出“宾主”这一概念,并且对宾主的关系在作品中的体现做了许多探讨。金圣叹应用“宾主”理论评点《水浒传》,根据《水浒传》的创作实践,对一些问题做了精到的分析。应用“宾主”的理论分析小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传统的小说,力图描绘生活的生动的画卷,揭示生活的本质。它们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集中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此,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把生活中那些带有偶然性的和无条理的事件加以整理,使其成为有条理的序列,有意义的整体”。     

《周易》卦爻辞中的“征伐”与“田猎”

“征伐”是古代政治活动中的大事。《周易》卦象中震、离、坤、巽代表“征伐”。古代的田猎活动属于军事演习,《周易》卦象中离、震、艮象征田猎。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解

《楚辞·九歌》是诗人屈原创作的一组优美的祭事诗。它以古楚的人民信仰和神话故事为题材，表现了楚地的社会习俗、山川风貌，以及深婉的情致和英武不屈的民族精神，成为我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楚辞·九歌》作为一组祭事诗，所描写的对象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而...     

《诗经》中“他物”与“所咏之辞”的原始关联

《诗经》中用来起兴的客观物象(“他物”)与诗人的主观情怀(“所咏之辞”)缘何有的相关、有的不相关?两者的关联是什么?本文试从思维发生、发展的视角,以草木兴象为视点,作探源性的解释。通观《诗经》,作为“他物”起兴的草木,是树木多于花草;所咏唱的树木又以其全貌或果实(及其花与叶)的居多。而诗人所抒发的“主观情怀”,大多是思亲念祖、祝福颂国的,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九歌》“二湘”爱情隐语考辨

《文心雕龙·谐(讠隐)》说:“(讠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爱情隐语同其他隐语一样,也是借“遁辞”或“谲譬”以暗示,而不直述本意,区别仅在于它运用这一形式来表达爱情。这种谜语式的爱情语言,与楚国“男女之防未严,亵读之念未艾”的社会风气相融合,有如水入平川,澶漫弥流,传播的范围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广泛。     

《九歌》“二湘”异词同源说

《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篇，当为同一篇作品，但它们不是被割裂成为两篇，是在同一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分经出来的两篇民间祭歌。后经屈原改编而成现在面貌。所以《湘君》、《湘夫人》应是“异同同源”的关系。     

“修辞”之“辞”本义谈

对"修辞"之"辞"的本义,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证之以《周易》原文,《说文解字段注》及其它典籍,《说文》中之"辞"应为"说也";《易·乾·文言》中"修辞"之"辞"应是"文辞"、"言说"之义.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解

《诗·王风·黍离》(小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力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因诗中未有“大夫行役”之言,未见“宗庙宫室”之语,故今人对《小序》之说颇有疑辞。笔者与萧泰芳师论及此事,他认为《小序》还是可信的,并引《史记·宋微子世家》为证:“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与张衡《归田赋》之比较

《归去来兮辞》与《归田赋》(以下简称两《归》),是中国赋文宝库中两颗灿烂夺目的明珠。两篇赋具有同一题材、同一思想的基调,文章气质上也极其相近。但是,读后却丝毫不感到因袭雷同。它们各自以其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而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 张衡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归田赋》是其为官之时,阉党专政,朝政混乱,思有建树而不能,遂产生了弃官归田的思想,因而写此赋以抒志。陶渊明是东     

《辞通》论音之商榷

《辞通》是近代著名语文学者朱起凤(1874—1948)编著的一部古汉语双音词语词典。由于编者学识渊博,收罗宏富,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成就;自出版迄今五十年,仍然不失为很有价值的语文辞书。然而由于篇幅浩瀚,涉及面广,书中疏失错误也在所难免。为了对本书作一较为全面的评述,笔者撰写了《辞通,平议》一文。全文词繁不杀,约六万言。这里仅摘录其中一节,对本书论音疏误之处略加分析。所论未必有当,尚望读者不吝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