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

“中体西用”文化观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本文通过对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人认识和学习西学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张同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三十多年中长盛不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式微。作为历史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天下...     

浅谈“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是“中西”一是“体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段的结合形式。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物出场的，对近代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怎样认识和汲取它，是一个艰辛曲折的过程。     

“中体西用”刍议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于“中体西用”,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近10年来,这一态度有所变化,在否定“中体西用”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它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作了某些肯定,立论中肯、谨慎,但仍嫌不足。笔者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剖析这一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全过程及其影响,对“中体西用”应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一、“中体西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蓬勃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法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迅速进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政权,但其工业革命业已开始。在     

“政”在体、用之间——“西政”对晚清“中体西用”典范的冲击

“中体西用”一度是晚清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思想典范,却在后来遭遇冲击乃至被认为失效。甲午前的“中体西用”说主要是为处理中西学间关于教、艺二者的关系。“西艺”为用,“中教”为体,二者有着相对清晰的界线。甲午后“西政”知识大规模的进入,则冲击了体与用的分界。张之洞在“用”上主张“西政为要”,在“体”上却又拒斥“西政”中的民权、自由,体现了“政”和体用框架的紧张。张之洞的批评者也觉察到此问题。保守的简朝亮和趋新的何启、胡礼垣都承认“政”的重要性,却批评张之洞割裂体用;杜亚泉虽能分享区分中西体用的看法,但批评张氏不当视“政”重于“艺”。究其原因,中西不同的政教关系使“政”具有介于体用之间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挑战了旧有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框架,使近代“中体西用”典范受到冲击。     

晚清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

晚清时期兴起的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中国文化史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因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对“中体西用”文化内涵二重性的思考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在形式上 ,它违背了中国哲学体用论的基本原则 ;在思想上 ,它既要引进西学 ,又想固守“中体”;在价值上 ,它既起了“开风气”的进步作用 ,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究其根源 ,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重性社会基础。今天 ,它虽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但仍在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我们必须抛弃其僵固的思维模式 ,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奋斗。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分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侧面,是早期维新派(包括冯桂芬)和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作出了成绩,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推敲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夏东元同志的文章《洋务运动发展论》。文章在论述“中体西用”思想时写道:林则徐、魏源所提“师     

"中体西用"的科学哲学解释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一种过渡性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原理为指导,对“中体西用”产生的原因、实质以及退化进行了科学哲学分析。     

从“中体西用”到“民主共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评议

“中体西用”是近代第一个寻求社会发展最积极完整的理论论纲,其鲜明特色在于提出以西学为用的新主张,成为当时进步认识之共识;“民主共和”则以振兴中华相号召,以实现共和体制为理想,是为民主革命的时代标识。这继起的两大社会发展理论,从理论及实践上将中国近代化运动予以启动并引向深入,其中学习西方以御外侮、振兴中华以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号召与努力,则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主题。从“中体西用”到“民主共和”,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轨迹,也是历史的选择。     

文化观念转变与启蒙——简析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

"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转变,概括出当时学人对于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认识程度及他们心理激荡的历程.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中体西用"内涵的变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觉醒程度的深入--从蒙昧状态逐步深入到重估中西学价值.尽管,这种觉醒并不足以开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但从中可窥见启蒙的前景将是伴随着保守与激进、救亡与启蒙的二元激荡历程.此外,这更启发了后人对文化交流冲撞的思索,并成为中国民族觉醒的新的开端.     

西学东渐与戊戌变法前晚清封建士大夫西学观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因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就成为封建士大夫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开明士大夫的西学观经历了“睁眼看世界”、“四不如夷”直至“中体西用”三个阶段。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略论梁启超的学术观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梁启超更新传统“学术”概念,对“学”与“术”进行区别,把求真与实用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消除了“中体西用论”和“西学中源论”的影响。他把中国传统实学与实事求是相联系,推动了新的学风的形成,但由于他没有明确地把二者对立统一视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因而对“学术”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启蒙先声到传统复归——简论戊戌维新文化选择的教训

不仅“五四”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启蒙的里程碑,戊戌维新运动作为文化比较和选择的浪潮,也是中国近代启蒙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说,“五四”以其战斗的姿态,通过提出反对旧学提倡新学、反对中学提倡西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全面亮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标志了这种近代启蒙走向高潮的话,那么,戊戌变法时期的志士仁人则以其刚刚学来的西学为武器,率先向传统发起了全面的讨伐和批判.实开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先声。戊戌文化选择确是前代诸如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等所无法比拟的。太平天国虽然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孔子圣曲,但它不仅通过借助宗教的“皇上帝”,更因为它利用这种宗教观念向传统发起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明末清初的“禁教”、“教学”的文化排外政策再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历史积淀很深;而从文化上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使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洋务教育与“中体西用”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清王朝统治腐败不堪,外国侵略者疯狂入侵,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致使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洋务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开明的官僚贵族,他们不像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那样因循守旧、妄自尊大,拒绝外来的一切新生事物。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封建统治。他们遵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创办洋务事业,寄希望于封建统治,企图振兴清王朝,稳固其统治。洋务教育就是洋务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末,洋务派如何遵循“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创办洋务教育的呢?在洋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中学”和“西学”以及“体”和“用”的地位有什么变化?洋务教育的这些变化产生过什么影响?本文拟     

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

本文回顾了张之洞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及对中华现代化的贡献，以此个案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认为张之洞提出“东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在当时形势下，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指出“中体西用”论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性质，它是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得来；张之洞的主张是中和的，具有强烈的融合中西学术之意识；他根据“中体西用”精神，推展新式教育，从事工业建设，把它实现于教育和实业改革中；他主张利用西方的科技、资金和人材，亦合乎振兴中国工业之目的。最后提出，盲目西化是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通病，而张氏主张学习西方，又坚持不损害固有伦理道德，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贯彻中体西用的原则以追求工业化，此一方向是正确的     

西体中用——谭嗣同的文化观

本文作者认为,谭嗣同的文化观具有鲜明的“西体中用”的理论特征,他的许多论述和观点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体西用”的理论。因此将谭嗣同的文化观归结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中用”,或为“会通中西”说,都是不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