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治理视域下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对策——以S市踩踏事件为例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运行中隐藏着巨大风险,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具有跨界特征,其治理也需要跨界合作。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和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发现政府的碎片化管理、公民参与的缺失、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失当不力是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形成的重要原因。加强顶层设计,追求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强调共同责任和一致目标,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整合,搭建公共安全管控平台,形成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合理的权力及资源匹配和信息共享及预警联动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社会和媒体的多元合作协调治理模式是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对策。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检视与改革之道: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危机管理需要不同政府或行政机构之间的配合,当危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更需要把私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力量整合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在危机管理中形成行政单位中跨组织、地理空间上跨区域和优势互补上跨部门的制度化"跨界治理网络",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问题。如果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些地方和部门已经积极探索危机管理中跨界治理的方式,但在总体上而言,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危机管理模式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今后的危机管理中,如何建立网络化的跨界治理模式与机制,不论对学术界还是实务界来说,都是值得持续关注、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的课题。     

城市基层党组织服务性权能治理：行动理由、运作基础与实现机制

城市基层党组织服务性权能治理是有效应对科层化权力运作与要素化生活自主间张力的新治理思维。解释与技术、规范与经验以及形态与功能是城市基层党组织服务性权能治理的基本要义，基于历史规定性与现实情境的服务性权威观证成以及在公共性到共同性中寻求社区治理变革构成其行动理由。城市基层党组织基于行政—自治力量与组织自身构造叠合的力量运用以及指向更加一体化边界管理的跨界治理能力成为服务性权能治理的运作基础。基于政治吸纳治理的机理，赋能—回应、协商—引导以及领导—协调成为城市基层党组织服务性权能治理的具体实现机制。     

上海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和治理路径探析

城市公共安全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营造安全的城市公共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各项事业发展。基于上海城市公共安全领域的优势和不足,以及隐藏的主要隐患或风险,比照和借鉴国际主要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先进经验,可提出防范与治理上海公共安全风险的基本路径和策略。当前,上海市需要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精神,综合运用精细化治理、韧性城市治理和"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元主体,多元社会主体协商共治"等治理工具和技术,切实防范和治理城市安全的隐患和风险,以及善后处理的救援抢险,确保"平安城市"建设落到实处。     

政府间联动协作治理研究——基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

中国政府在跨边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跨边界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日益依靠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协作来解决。针对这种现象,基于现实观察,结合西方的协作治理文献,构建了一个宽泛的政府间联动协作治理模型。该模型由协作治理的初始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宽泛的变量构成,并且每一变量都包含多种更细化的变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协作过程的运行机理和关键影响要素,为中国政府在跨边界公共问题的治理和跨边界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协作治理运作模式。     

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理论基础与中国情境

由于宪法未界定、法律不完善和司法体系缺位,中国政府间关系陷入区域大战、部门矛盾、层级束缚之中。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目的在于平衡多元政府间利益,做法是：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制定协调多元政府间关系的法律;中央倡导多方合作和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跨层级交流;提升政府问政策网络沟通能力,实现信息全面覆盖和快捷有效。通过以上路径,伙伴关系治理可推动区域一体化、部门协同、公私部门合作和国家整体协调发展。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地域毗邻、发展相近,但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成为一个存在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事务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已显得举步维艰。本文通过梳理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障碍,提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并对相关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     

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在各种因素叠加作用下,跨界成为公共危机常态,这给传统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带来挑战,需要对其进行跨界治理,而府际合作已成为跨界危机治理的核心议题。然而,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面临多重掣肘：“经济人”理性诱发的政府本位主义导致府际合作受阻;传统科层制强调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政府部门间合作困难;行政区行政产生的区域分割导致横向地方政府间合作梗阻;行政性分权引发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导致纵向政府间合作不畅。通过理念、体制、机制、法制等层面的革新,可以构建垂直、水平、部门三重互动的府际合作网络,有效化解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困境。     

长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行政边界壁垒测度——基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实证研究

基于一价定律,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新视角研究长三角金融市场行政边界壁垒的动态趋势、空间分布及突破重点等。研究发现：长三角部分城市间已不存在行政边界壁垒,但其他大部分城市的边界壁垒仍呈递增趋势,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各城市边界壁垒在空间分布上大致呈现以上海为中心,离上海越近边界壁垒越小的规律;各城市的省际边界壁垒远大于省内的市际边界壁垒。壁垒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金融机构的跨区域经营限制和地方行政分割引致的资本跨区域流动信息成本增加等。长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推进重点在于建立长三角企业信用信息的完全共享,尝试建立跨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如联合发展银行、联合发展基金等,以进一步突破地区间的行政边界壁垒。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关键基础设施失效的跨边界治理困境与对策

随着全球化与ICT技术的发展,日益关联的基础设施为公共服务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现代社会内置了许多潜在的新型社会风险。来自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内部的故障失效与外部的攻击失效,都极易沿着系统间的关联通道快速演变成跨边界的危机事件,形成传统危机管理方法难以应对的跨边界治理困境。通过梳理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失效的跨边界治理困境,分析识别了其跨边界治理困境的形成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关键基础设施失效跨边界治理困境所需的能力构成与治理策略。     

建构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现实路径

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是一种与我国当代城市行政生态相适应的行政模式,它与传统的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在行政理念、行政架构、行政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在对我国传统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及其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它与我国当前城市行政生态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而提出了建构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现实路径。     

从“碎片化”到“无缝隙”:一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的转换分析

当前,关注农村公共服务治理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多种因素积聚而成的“碎片化”范式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新体现.“无缝隙”范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支撑,倡导部门间协作与沟通,能够有效破解“碎片化”范式的局限性.“无缝隙”范式要求在“治理功能、治理层级、公私合作治理”上进行具体的路径整合,归纳提出“农民需求导向,政府统筹负责,多元协同互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碎片化”到“无缝隙”,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变革的新趋势.     

整体性治理:政府治理的新趋向

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一种全新政府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主张依靠政府机构间及政府和公私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注重对民众需求的满足与整体回应.在实践中,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协同政府模式以及新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已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普遍诉求.整体性治理的治理逻辑是服务型政府的理想选择,在治理理念、参与主体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体性视角下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

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需要一套既能在科层体系中促进各行政层级之间的联动与协同,又能在空间地域内推动不同区域之间融合发展的机制和制度安排。关键在于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维方法,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以及主体性的分析。总体性视角重塑了市域社会治理在实现社会有序共同发展的重要性作用。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性主要体现在系统分层、整体目标、主体要素以及关联机制等方面。行政层级与空间地域是市域社会治理的两大分层要素。市域社会治理就是以市域内的市级层级和城市地域为主导,通过一定的关联机制来实现“善治”。一方面,通过层级各要素的主体吸纳、行动吸纳以及决策吸纳,实现“政府-社会-民众”共治共建共商;另一方面,通过空间各要素的知识扩散、政策扩散以及技术扩散,实现“城市-城镇-农村”共享共融共促。以总体性视角来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为市域社会治理整体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益路径。     

层级自治:行动者的缺席与回归——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就是由不同层级的行动者所创造的基层自治体系.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基层自治的行动者正在经历着从缺席向回归的转移.城市基层自治体系中的行动者是由楼组、社团性组织(自治家园)、业委会、居委会等组成的.不同层级的自治所解决的议题是不同的.楼组自治、自治家园和业委会自治有其特定的局限性和治理限度.以居委会为载体的自治平台是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经验总结以及基层治理的主体递进逻辑和物权逻辑,提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层级自治模式”,唤醒基层治理中的行动者,实现行动者的回归,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     

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层级结构优化

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层级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央地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纵向层级间的权力配置和职能界定模糊不清,上下形成职责同构。职责同构现象同宪法法律规定和资源分配现状有关。自上而下的同构组织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利益表达存在结构性分离。要完善治理体系,需要将国家与市场、社会边界进行区分,并在不同政府层级间合理配置职权和治理资源。     

协同理论下高空抛物法律治理模式之再完善

高空抛物之法律治理已实现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型。前者以“侵权+补偿”之双层责任体系保障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后者则以《民法典》上公安机关调查职责等关联性条款的设置为肇端。但受到公私法理念对立、民事单行法思维和实用主义调整思路等因素影响,协同治理模式拘泥于各部门法的个别优化,缺乏对协同观念与方案的理论关照,从而导致不同部门法之间各自为政且相互掣肘。鉴此,宜从整体和部分两个方面展开反思与完善,以协同共治理念为指引,妥善确定各部门法治理的逻辑关系及其效力范围。具体而言,一要强调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的限制适用;二要推动高空抛物防治义务向公法属性回归,构建行政机关主导的多层次救助体系;三需对“高空抛物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保持谦抑。     

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的机制框架及其内涵解析——基于“有限竞争”与“有效竞争”兼容的视角

城市公用事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必须超越“垄断”与“竞争”独立的二元治理范式,推行公私合作制。在公私合作制下,需构建以风险分担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为核心的合同治理机制,以实现私人部门参与的经济性目标;同时,为避免私人资本盲目逐利损害公众利益,还应匹配相应的规制政策。由此引申,设定政府的行为边界,设置激励性的资本收益规制模式,激励被规制企业主动提高效率,构成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机制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