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学人之诗与肌理说辨析

清代诗学家翁方纲倡肌理说,又倡"学人之诗",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学人之诗"指涉的是诗歌的题材内容,肌理说指涉的是诗艺。翁方纲本人以数以千计的题跋考据诗实践了自己所提倡的"学人之诗",他却不具备足够才力为悬格极高的肌理说提供样本。     

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     

简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本质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说,从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由表层到深层探讨诗歌审美特质的过程。而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们已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从作者的角度,而是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的本体问题了。     

人间要好诗——也谈现代诗歌艺术判断的标准与尺度

诗歌判断既包括诗与非诗的判断,更包括好诗与劣诗的判断。“成立的诗”与“好诗”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诗的第一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本身品质高远——诗歌意象（用以进行表现行为的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的性质距离遥远而不邻近,让人诗思受触而砰然心动;好诗的第二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自然生成,诗歌意象是特定的语境下有限自由的自然生成,而不是无视语境的无限自由的任意嵌入;好诗的第三尺度是：文本之内,在建立了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不即不离的“A＋远A”结构之后,更有饱满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灌注其中,让人精神撼动、情绪感动。     

《说诗菅蒯》论

1 清代中叶,诗壇上最为活跃富有影响的主要流派是袁枚为代表的一派。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袁枚之“性灵说”,正与负有盛名的沈德潜之“格调说”、翁方纲之“肌理说”相抗衡,因之构成了清代文学批评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袁枝诗歌理论及其流派的形成,如果象有人指出的,吴乔、黄子云等人具有一定奠基作用;则吴雷发更是一个有着促进作用不宜忽视的重要前导。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

本文总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文章从清理《诗辨》中的有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初步揭示了《诗辨》中的诗歌创作主体论、诗歌文本构成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本体论四个方面的有机理论构架 ,并指出“诗道”是严羽诗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兴趣”、“妙悟”均是“诗道”概念的理论展开     

在四月里如何谈论衰老--西川《一个人老了》细读

《一个人老了》写于1991年4月，彼时作者的生理年龄与诗中感悟分别处于跨度相距较远的不同生命时段，由此在形成诗歌内在张力的同时，也使阅读必须面对在“四月”与“衰老”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问题由此被提出。对这种反差的成因分析是从文本的抒情节奏、抒情肌理以及价值立场与生命观等方面的异质特征切入，解读其在诗歌渊源上与博尔赫斯、聂鲁达等世界诗人之间的互文关系，进而追溯至作者西川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对阅读经验的习惯性倚重。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创新:诗歌创作的价值体现——对赵翼诗歌理论的另一种诠释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其是否与袁枚、蒋士铨共倡“性灵说”,笔者对此并无疑义。但赵翼又与袁、蒋合而不同,其不同处在于赵翼以史家身份,遵从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追求和探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途径与方法,真正把“创新”作为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因而赵翼在有意提倡诗歌“创新说”,而把诗写“性灵”纳入其诗歌创新的运营轨道。本文重点梳理了其诗论与袁、蒋的不同,详细诠释了其诗歌“创新说”的内容。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依偎于今魂与古胎之间——诗界革命与南社关系考辨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取得了共识,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与“诗界革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论李贺神鬼诗反诗歌传统的美学特征

本文从李贺神鬼诗的“立志”到“破志”的演变过程,反映诗歌“神鬼情”独特魅力,论述诗人诗歌世界中“情”与“志”区别干以往传统中国诗歌“言志”和“缘情”的美学特征,提出神鬼诗的非传统诗歌意义的“情”“志”说。     

让孩子在诗歌的原野上自由舞蹈

诗歌是什么？诗是羽化的灵魂,诗是心灵的独自,诗是精神的宣示。诗歌是语言与精神的合契,诗歌是诗人眼中之世界与现实之世界碰撞的灵光一现。正如著名学者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又浸润渗透着作者的性格和情趣,它与实际人生世相的关系妙在不即不离。”同时,诗歌又是一种“形”与“质”的统一。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     

论王维诗歌在禅林中的传播与接受——兼及“禅林唐诗学”的史料范围

在现存400余首王维的诗歌中,被禅宗文献征引与运用的超过40首,这可以视为王维诗歌禅林接受的特殊形态。禅宗僧人将王维诗歌运用到佛经解说、公案颂古、上堂说法和诗文创作等场合,有着辅助佛禅理念解读、充当全新禅学文本和用于审美体验抒发的目的,同时,也为王维诗歌带来了新的阐释空间与传播形态。这种“引诗证禅”现象与僧人所编诗选、僧人所撰诗话和僧人所作诗歌共同构成了集“选-评-作-用”于一体的“禅林唐诗学”研究体系,能够进一步深化当前对于唐诗学史的理解与认识。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论唐近体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

相比而言,齐梁永明之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外部研究”,注重诗歌内容,强调诗、乐、舞的二维或三维的统一;自永明后转向“内部研究”,注重诗歌形式,诗歌回归自我,关注文本、语言形式本身。唐近体格律诗对永明体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对偶和声律上:1、声律规则的二元化;2、联与联之间的“黏”;3、不拘泥于大小韵;4、取消傍纽、正纽之界限。     

翁方纲《诗法论》解读

《诗法论》是翁方纲诗学专论中重要的一篇,代表着作者对诗法问题的总看法。本文联系作者其他言论,对文中诸多难点和矛盾之处加以阐述。翁方纲对诗法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把诗法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而对其意义的阐述又有矛盾之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正反映中国诗法论的固有特征。翁方纲《石洲诗话》历代诗歌的分析,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     

浅论彝族的三段诗

中华民族的诗歌,犹如一座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用诗歌来吟唱生活,表达情怀,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三段诗”,是彝族人民为民族诗歌园地增添的一朵奇葩。 彝族人民喜爱诗歌,彝族生活中离不了诗歌。举奢哲在《彝族诗文论》中说:“人间有诗歌,诗歌天下传。”“诗歌在人间,世人都喜欢,……诗的作用大,诗的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怅。”实乍苦木说:诗歌是“人类的精神,青春的颂歌,诗歌是光明,皎皎如明月,在世永流传。”“诗歌是明月,诗歌是阳光”(《彝诗九体论》)。“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的民族”(刘锡诚《(论彝族诗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