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及互动

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既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又影响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昌盛。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并非完全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中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二者的相生,遏制二者的相克,从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治理的思考

在对近年来学术界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评析学术界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相关研究,其目的是强调国家治理要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并以此为视角去思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主体、机制、绩效:国家形象塑造的治理维度

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反映,而且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从国家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来审视国家形象的塑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是国家形象的"生产者";治理机制是国家形象的载体;治理绩效是国家形象的直接表征.深入把握治理之维国家形象的塑造逻辑,既有助于国家形象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     

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基于治理过程的考察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力图从政府职能出发开发出一套普适性的指标体系,这与当代政府绩效评估蕴含的治理过程的变革不符。应当立足于政府治理过程的改进,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生成机制、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组织和联动机制,并利用平衡记分卡,合理设计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等。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系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上，这就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国家（政府）始终是传统治理体系的“主力军”。而面对一个现代转型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更加多元化，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在要素行动的同时形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为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撑。但在治理要素的耦合过程中要正视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     

国家与农民: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

以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为学术起点,基于国家与农民的视角提出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明确其层面、阶段和研究单位,尝试构建一个新农保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乡村正在推行的新农保及其背后蕴藏的国家一农民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在新农保的政策制定中,农民的部分权益牺牲在中央-地方的博弈之中。农民的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缺少独立性,但理性化趋势明显。新农保推行过程中国家-农民间的互动彼此形塑,一方面是政府向服务型转型,另一方面是农民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     

对建立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体系的思考

评估的主体的确认直接影响到政府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权威性。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我国的绩效评估主体体系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存在主体缺位的误区,评估者素质不高,评估主体的确认尚未纳入到制度化轨道等。在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建立和完善评估主体体系:完善和优化评估主体的构成;把评估主体体系纳入制度化、专业化轨道;提高评估者的评估素质。     

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是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得以真正确立的保证。本文在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 ,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给出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一般关系模型。     

政府绩效评估的多元主体分析及指标体系构建

政府绩效评估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受到了国外学界和政界的关注,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已如火如荼。本文从政府绩效评估的含义入手,分析了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构架,讨论了评估主体多元化模型,认为评估主体应包括政府组织、同级人大组织、专家或学术研究组织和公共群体;进而采用"维度—基本指标—指标要素"的指标模型结构构建了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重塑与功能解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政府管理改革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探讨了其对于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影响,厘清了其理论内涵与外延,并从公共价值生成与表达的角度探索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重构及其实现路径,从而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与功能进行适应性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该背景下新型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要素与核心功能进行了比较,提出未来的理论研究趋向。     

社会治理视角下我国国家审计的沿革与现实观照

社会治理需要审计监督,审计是国家治理极为重要的"免疫系统"。我国审计制度历经数千年的实践,其职能逐渐被固定于对官员经济行为的监督和政绩的考核、对政府财政财务收支和钱粮赋税收支情况的监督。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审计职能逐渐多元化和复杂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发展。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与提升国家审计水平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国家审计要应时合势,以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需要和新发展。     

从“互动”看特写报道语言的人际功能

本文运用韩礼德社会符号学以及功能语法的相关理论 ,结合特写报道的新闻学特征 ,指出特写报道作者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写作手段优化语篇的人际功能 ,即更加有效地建立作者—读者互动 ,并以美国《时代周刊》为语料 ,从疑问语气的使用、人称等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语气的表现形式 ,并和《北京周报》作对比 ,展示两者在人际风格上的差异 ,指出《北京周报》应提高人际效力。不仅中国的英语新闻工作者在人际效力方面亟待改进 ,而且大学英语写作课 (尤其是英语新闻写作 )也应重视学生人际功能意识的培养。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基于投资者视角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模型

文章针对已有的理论和实务做法的局限性,基于投资者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的理论模型.其所界定的投资者概念是指中小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这一模型是由评价观念、评价程序和评价系统三个维度构成,其中,评价观念是模型的前提,包括权变观念、价值观念和系统观念;评价程序是模型的保障,包括行业分析、会计分析和结果检验等;评价系统是模型的核心,包括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等.新的模型具有动态性和耦合性特征.     

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

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场景,科学阐释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效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提升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转化效果。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落脚点,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核心环节,努力实现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党通过自我革命的形式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中发挥着主体中介的作用,实现了两者间的双向互动。党的自我革命运用整体性思维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均衡关系,在发扬国家制度优势的同时,合理地推进国家治理的有序发展。     

构建合法性维度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发展与完善政府绩效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是在客观认识国家治理状况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为背景,从合法性的制度维度、有效维度、参与治理维度、治理多元维度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存在的绩效评估目标设定偏差、指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足、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从利益整合、大数据支撑、扩大公众参与、建立制度化的操作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使其真正成为政府治理行为有效性与否的"晴雨表"。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

20世纪末起,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构的重要载体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空间。围绕着"城市社区如何治理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积极探索。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回顾理论与实践,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价存在着社区中行政与自治配置何以最优、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何以对接、"碎片化"的实践绩效与学术评价何以整合的现实困惑。基于公共价值的视角反思认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区治理的绩效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生产的,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必须以反映广大社区居民集体偏好的公共价值为基础。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