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视角下的学术与文学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承方式中,书院是重要而又独特的一种。它不仅如官学教育体系那样具有教育职能,宋代以降,还常成为学术文化培养和传衍的基地,兼具学术及学派策源地的功用。历史上著名的书院,如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元代的师山书院、太极书院、明经书院;明代     

明代白鹿洞书院史料补遗

《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及《新纂白鹿洞书院志》等收集了大量的白鹿洞书院史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辑佚,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本文就明代部分进行补遗,补充并考证了明代丁炼等人在白鹿洞书院活动的情况.     

明代扬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扬州明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与全国明代书院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明初,朝廷提倡科举,比较重视官学的发展,因而,一般人士对创建书院也不太热心。自洪武以后100多年之中,书院沉寂,即使宋代已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也毫无声息。到了明中期,科举渐趋腐败,官学亦逐步变为科举的附庸。教育的颓废,促使当时一些理学家起而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以救治时弊。王守仁、湛若水就是当时对创建书院最热心的两位理学大师,他们积极讲学于书院,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直至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渐渐兴起。白鹿洞书院也到成化元年才得以复兴讲学。扬州的资政书院就     

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之一。虽然历史的现实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仍然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点与起点,但由于改书院很快变成废书院,不仅1600余所改成学堂的书院在历史的虚无中被稀释幻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使得中国近现代学校制度从此就沿着不断与传统决裂,不断西化的方向奔跑,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与几乎连续不断的否定和革命也就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最鲜明的印记。     

明代运河区域的书院教育

明代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地主阶级内部思想上的分化,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四次禁毁书院事件,对运河区域书院教育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冲击。明代的政治改革,又赋予了书院教育新的内容,为科举服务的应试型书院逐渐取代了以探讨学术为中心的讲学型书院,完全成为名利者之场。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随地举会,归之书院:明代讲会之发展趋势

明代讲会源于书院教学,经王、湛及其后学倡导、推广之后,而又每出于书院之外。当年的情形是,联友共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甚至会如家常茶饭,无地不有,无岁不举。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书院"、"讲会"是并行而互不相属的关系,且从会无定所的无奈中,揭示出随地举会,归之书院的讲会的发展趋势。明于此,即可复原"书院讲会"的真实场景,重构明代书院的历史谱系。     

衡阳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衡阳书院文化肇始于唐代,在宋代、明代和清末民初形成三个发展高峰,分别对湖湘学派的兴起、＂王湛之学＂和船山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书院文化是衡阳历史文化的高峰之一。     

明代抚州书院述略

明代是抚州书院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先后兴办书院40余所。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洪武至天顺年间的沉寂期,成化至万历年间的恢复和繁盛期,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萧条期。明代抚州书院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抚州文化的发展、教育的昌盛和学术的繁荣。     

论明代书院文化的传播机制

明代是书院文化传播的鼎盛期 ,晚明文化的多元化和近代化趋向与书院文化的传播密切相关 ,这其间又与书院文化成熟的传播机制分不开。明代书院的讲会制度、讲会的名人效应和主讲者讲义的通俗化叙述方式等三个方面是明代书院文化传播机制成熟的具体体现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延影响至今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雷阳书院考释：兴建其意义

雷阳书院兴建于明崇祯九年即公元1636年,它填补了当时雷州地区书院教育的空白,是振刷文风、挽救雷州地区文教颓势的一次尝试。雷阳书院＂名始于元＂的说法是对古籍文献的误读。     

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政治化演变

明代的文人集结,在晚明以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和创作学术活动。但在万历后期,文人集结的学术活动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演变是最典型的代表。同人堂的讲学只是一个开端,东林书院讲学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书院的本质,将文人集结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形势联系起来。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建立和讲学,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功利性,是有意识的学术政治化,既为明王朝的延续发展培养应用人才,也为政治斗争构建思想基础,是复社政党化的先驱。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陕北历史上的书院

陕北书院始建于宋代而昌盛于明清时代。在此期间,陕北各地相继建立了书院,书院大部分由地方官和当地绅士捐银而建,其目的是为讲学和生员们准备科学考试提供场所。书院对陕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中国古代教育的办学类型及现代启示——以书院为例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延续发展于元代,于明清时期达到普及,在历经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它的教学特色,如学规、讲会制度、自学制度,对当代大学的办学类型与发展定位都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颜之推治学观及其当代价值

魏晋南北朝的教育思想家颜之推在晚年积累了一套丰富的治学体系,其治学观集中体现在《颜氏家训》中,对后世学者的学习提供了指导作用。本文主要从颜之推的治学目的、治学内容、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四个方面来阐述他的治学观,并从中得出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丰富了中国学习思想史,为中国学者树立了可供参考的学习模式;二是其终身学习的思想为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持;三是其家庭教育思想为幼儿教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明初的皇权统治与出版

明代出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巅峰,但事实上明代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明初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版活动陷入了一个低谷,活跃程度和整体态势甚至不及元末,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出版受到皇权专制统治思想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明初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制书出版,对民间出版基本上一致表现为严控与压制,其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化,维护专制统治。另外,明初文人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被皇权集体压制,致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命运悲惨,这也使私人出版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从宏观形态来看,明初的出版事实上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