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

自宋代以来,"道统"观念便成为儒家的重要话题,而朱熹的道统论尤为后辈学者所尊重。"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其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的墓志铭,意即儒家传道的系统。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考察北宋以来"道统"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其与"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余英时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系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     

黄葆年与太谷学派南北合宗

太谷学派遵循“命由师传”的规范。宗师周太谷死后 ,传弟子李龙川为南宗、张积中为北宗。后张积中在黄崖教案中死难 ,没有指定传人 ,其未遇难弟子星散而以朱玉川为自然领袖。李龙川遗命弟子黄葆年“承嗣北宗”。朱玉川等黄崖孑遗即按“命由师传”的规范予以尊奉 ,1898年到 190 0年间黄葆年完成南北合宗 ,190 2年辞职 ,同年归群草堂创立 ,学派进入“黄门”时代。其间黄崖孑遗中唯虞季升一人曾怀不同意见 ,受到朱玉川的劝说和教诫而终于服膺。而方宝川《蒋文田及其著述》一文论黄葆年出任学派山长系由弟子“共推” ,则属误解文献所致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     

朱熹“十六字心传法”之发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朱熹道统论之心传法,其中蕴含着朱熹心性论中的人心道心思想以及格物致知与居敬的实践工夫。由于朱熹对儒家道统之论解太过迂曲,招致了诸多反对。道统论起于文化困境之奋起,其就是本民族文化之自觉与警醒。儒家之道在仁义,而中华文化之特色则在于中,两者相融相济,共同体现着中华文明之民族特性。     

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宗祖,后世对其思想的理解定于朱熹的注说,《太极图说》中“主静”遂成为理学工夫论的重要依据。明代心学也上溯“主静”,诟争不断。“主静”源于先秦儒家,汉人明辨 “静”字含安静、主宰二义,至周敦颐独取主宰义以揭明人独立于“生生”的道德根据。然而朱熹注《太极图说》只取安静义纳入理学体系,从而开启明代倡“静坐”一系,始终无法厘清与禅修的关系。另一系主张在日用酬酢中实践道德,真正理解并继承“主静”思想,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深刻的察识。可见,周敦颐“主静”说虽然因理学为后世所重视,却因偏读抹杀其道德建构的首创性,有必要回到理学之前重新发现“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岳麓书院屈子祠的创建及其文化意义

清嘉庆年间 ,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 ,改变省城无屈原专祠的局面 ,使“湖南乃屈贾之乡”得以名实相符。此举的文化意义有二。一是将湖湘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由北宋上溯于楚国与西汉。二是将岳麓学术由朱熹、张木式向上溯于周敦颐 ,最终确立了湖南学术道统     

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是朱熹、张栻围绕二人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讨论。对朱熹、张栻来说,这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在同时代学者看来,朱张两人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也难分轩轾,因而总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但是朱子门人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在对“朱张会讲”的叙述中,突出朱熹的主流、正统地位,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而将张栻描述为最后改变自己看法而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是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一叙述逐渐为更多士人所接受,并在元明清时期通过不断的重复变成被大多数士人学者所认可的“事实”,为朱熹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提供佐证。对“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我所知道的铁云先生与太谷学派

刘铁云先生以“养天下”为己任 ,为太谷学派弟子。 186 6年发生了山东黄崖教案 ,太谷学派弟子为反抗清廷自焚二三千人。 192 0年太谷学派弟子在苏州发起“归群草堂” ,由黄葆年、蒋文田讲学     

论南宋湖湘学派学术思想之文学影响

南宋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其文学思想有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湖湘学派情性观、“涵养”,“玩味”的功夫论、经世致用思想等方面。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默顿学派与爱丁堡学派思想之比较

作为科学社会学的两大主要流派，默顿学派和爱丁堡学派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联系表现在：它们都是对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派别；区别表现在思想来源、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意义和影响等方面。     

现代学校制度解析

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概念需要明确。作为教育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现代学校制度应具有教育人本化、校长职业化、产权明晰化、管理科学化等特征,从学校法人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方面构建,形成一种能够在市场机制、公共权力和公民社会之间获得更好的内在均衡的学校治理架构。     

预科至正科的演进——从福中矿务学校到福中矿务专门学校

在河南理工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历史上,1915年福中矿务学校的成立至1919年易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是该校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阶段。它由原来由英国福公司独资兴办转变为由英国福公司和河南中原公司合资兴办;该校的办学地点由河南省会开封转到了靠近矿区和道(口)清(化)铁路局的焦作;学校层次由预科提升为正科;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为升格为中国第一所矿务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中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探索

鉴于目前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中存在范围不同、标准不同、名称各异的情况,从宏观的角度以翻译的研究层次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三大流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和阐释学派,语言学派主要由对等派、功能派和认知派构成,而文化学派则涵盖了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综合法,其中翻译研究派又可进一步切分为多元系统理论、规范理论和操纵理论。通过从新的视角进行讨论,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流派划分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论北京联合大学办学指导思想体系

办学指导思想体系是大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北京联合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体系,是二十多年办学经验的总结和凝炼,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这一办学指导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提升,明确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体系的内容、办学指导思想体系确立的原因及其意义,对于促进北京联合大学更快更好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习型学校与学校图书馆建设

学习型学校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然要求。学校图书馆是传播知识、形成终身学习理念的重要阵地。在构建学习型学校中,学校图书馆建设要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开展多样化的服务活动,推进图书馆建设的现代化,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的引领作用。     

袁枚的王学批判述论

受时风影响,加之个人好恶情感的注入,袁枚对王学的态度呈多样性形态。既对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作了否定,又并非一味指责;既认为王学空讲心性而没有实际效用,又认同王阳明的诗学见解;对王学后传之一的泰州学派成员则多所攻讦,言词激切。     

关于重建学校文化的思考——从校训谈起

校训是一所学校办学理念、精神风貌和生存状态与行为方式的展现形式,应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不仅为每一个学生展现自己独有的优势和个性提供空间,而且能够被教师员工清晰地把握,使教师有充分的反思空间。     

校歌创作初探

我国最早的有谱可查的校歌是刘天华1927年创作的《君永校歌》。校歌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学校的党政领导、教师是校歌创作的主力军，而专业词曲作家的参与，使校歌的艺术质量得以提高。校歌歌词体现了学校自身的特点，大多写成了具有群众性、富有动力美的进行曲。     

四川藏区小学教育办学模式选择

四川藏区自然环境恶劣 ,经济落后 ,社会分工不发达 ,文化以传统为主。小学教育以走读制为主。长期的办学经验表明 :走读制不适应四川藏区的特殊情况。因为走读制在四川藏区的实施产生出大量师生极少的单班学校。单班学校对四川藏区现代教育造成四个方面的消极影响 :(1)教育经费更加紧张 ;(2 )人才流失 ,师资质量下降 ;(3)未能形成基于班级授课制的规模化学校 ;(4)社会教育环节薄弱。若能实施以寄宿制为主的办学模式 ,则可解决走读制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