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薪酬管制与投资效率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是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但目前政策的干预效果尚未达成明确统一的结论。文章以2009年发布的国企"限薪令"为外生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薪酬管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的实施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在加入晋升激励作为调节变量之后,会强化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没有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高时,薪酬管制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比行业竞争度低时更加明显,对投资不足的作用没有显著变化。本文得出的结论可以为薪酬管制积极的政策实施效果提供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对新一轮的国企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产品市场竞争、高管激励与过度投资的相关关系分析

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的3184个上市 A 股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分析了高管激励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过度投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产品市场竞争和高管激励均能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并且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高管激励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越小,说明我国产品市场竞争和高管激励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     

政府干预、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

本文以2004～200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地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当地地方政府干预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影响,而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中央企业和异地地方政府可以作为制度的替代机制保护民营上市公司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影响。     

基层副职官员的晋升激励:官员晋升的激励相容

追求晋升是官员最大的效用函数,如通过有效的晋升激励来鼓励副职官员努力工作,并认真接受正职官员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党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当前的官员晋升体制主要有传统的常委会任命制、公推公选制、考试选拔制、海推选举制等,这些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副职官员在晋升中的激励相容问题。在遵守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前提下,通过基于绩效的副职官员选拔制有助于克服以上障碍,实现副职官员工作努力中的激励相容。     

债务约束、管理层过度自信与投资效率

从行为金融学理论出发,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债务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两者共同对投资效率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越低;企业的债务约束强度越大,对投资效率的削弱作用越明显;在债务约束程度不断增强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投资效率的反向作用得到抑制,反映债权人对管理层发挥一定的外部监管作用。文章的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及相关监管部门提供一定的借鉴。     

企业晋升公平激励与优化对策研究

我国企业晋升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晋升文化扭曲等原因导致了我国企业晋升激励中存在性别歧视、玻璃天花板、看重关系等问题。企业要构建基于组织公平的晋升激励模型,并从培育正确的组织公平文化,不断完善晋升程序,选择和培训合适的晋升决策者,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晋升观念,扩展我国企业晋升激励路径等五个方面保障企业晋升的公平激励效果。     

审计质量、终极控制人与投资效率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借鉴Richardson的研究模型,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审计监督质量的改善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结果发现,审计质量的改善能够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仅不同产权特征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损失的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审计监督质量的改善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也与公司的产权特征密切相关。按照地方政府控制、中央政府控制、国有企业集团控制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排序,高质量审计监督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逐渐加强。     

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0年度数据为样本,在区分了企业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对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会计稳健性能够起到对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制约作用,但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抑制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投资过度方面的作用显著弱于民营企业。     

晋升激励、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地方政府竭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省级党政领导,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领导人将得到晋升.为了获得晋升机会,中国省级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展地方经济,而制度创新是地方领导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度创新要花费成本,消耗地方领导人的时间、精力.各地政府争相创新提高经济产量的制度,是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的重要因素.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引入内外部监督机制

本文以2010-2014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数据,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并将作为内部监督机制的内部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机制反腐治理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监督机制下,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分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晋升预期能有效抑制高管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内控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对比反腐风暴前后的回归结果,亦发现反腐风暴后,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得到加强.此结论对国企建立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多方面激励机制以及完善企业内外监督机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     

经理行为的激励方式与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改革

现代公司经理行为的激励方式包括来自所有者的协议性激励、来自经理市场的声誉和职业升迁激励、经理自我激励等三个方面。我国国有企业现行激励机制存在着弊端,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货币报酬偏低、在职消费模糊;第二,声誉、职业升迁激励异化;第三,经理自我激励泛滥。因此,国有企业激励机制需要进行如下改革:1.激励机制的建立要与国有企业的目标定位、分类改革相结合;2.完善协议性激励机制;3.加快经理市场的建设。     

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

通过建立一个多任务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模型,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结论认为,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机制下的晋升激励扭曲了地方政府应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保障的职能,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预期投资模型,深入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显著负相关,即保持市场竞争态势有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群体竞争、立法博弈与行政垄断豁免

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中有关行政垄断豁免的反复变化,集中体现了多个利益群体间的竞争与博弈,最终的立法结果也是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设定一个三方群体竞争模型展开行政垄断豁免相关利益群体的立法博弈过程研究,对与行政垄断豁免相关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三个利益群体在立法过程中的竞争行为和稳定均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企群体集体行为的优势决定了其在群体竞争中的胜出。三方群体竞争可以实现稳定均衡,但由于再分配无谓损失的存在,这一均衡仍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论高校知识型行政管理人员激励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主要由高学历的知识型人员构成,这些工作人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同时也使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文章以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日常工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知识型行政管理人员的自身特点和需求,研究如何更好地运用激励理论,力求推进高校知识型行政管理人员激励机制的完善,促进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     

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效率的激励性规制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一种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系统, 其运营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 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3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运营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在运营效率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各地区之间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效率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 为了进一步提高其运营效率, 应引入区域间标尺竞争制, 逐步推行特许权投标制等激励性规制, 并完善激励性规制的制度基础。     

本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基于此,以任职地点为切入点,采用中国资本市场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期间5489个观察数据,实证考察本地独立董事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本地独立董事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且政治关联弱化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则增强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功能。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在本地独立董事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补贴较高的国有企业,应重视对本地独立董事的聘任,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进而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政治关联的可能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