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美学思想分析

本文作者对白居易的美学思想作了新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在李白、杜甫之后,白居易通过说诗、论诗、评诗和写诗表达了他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鲜明地亮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美学主张。     

从“新乐府”辨析看所谓“新乐府运动”说

“新乐府运动”是在我们建国后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中提出来的,并给予以很高的评价。近年来裴斐同志对此提出怀疑,并认为在我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甚么新乐府运动。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值得我们研究。我认为“史”的任务,首先是真实,既不要任意的贬低,也不要有意的拔高。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倡“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谓“新乐府运动”,在文学史上是找不出来。     

梨花一枝春带雨——试谈《长恨歌》的语言美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手。他的诗歌,不但体现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形式,尤其在语言方面,形成了平易晓畅的新风格,从而雅俗共赏。广为流传。白诗语言风格的代表作《长恨歌》更是绘灸人口的上乘佳品。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诗云,“童子     

关手文艺“源泉”问题的再思考

<正> 1 文艺的源泉在哪里呢?当然只能在生活之中。对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都有人论述过。例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王充的“崇实”说,刘勰的“神与物游”说,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说,等等。再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说,苏联的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说,等等。所有这些论述,尽管深浅不同,详略各异,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是说明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

唐代中期,以元稹、白居易为核心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诗派,在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既以“元和体”特指“元、白诸公诗”.又单立“元白体”.足见其文学史地位。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元稹、白居易大倡儒家诗教的功利性文学思想以及为时为事而作的写实化创作实践,显然是元白一体得以确立的最重要原因。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论白居易的自觉传播意识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传播极广,这与诗人主观自觉的传播意识有重要关系。这种传播意识表现为：诗人具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前期主要是为了发挥诗歌补察时政的作用,后期则转为传世留名;为了便于作品传播,白居易形成了浅切尚俗的诗风;在此基础上,诗人还积极进行多种传播活动,选择传播效果好的媒介进行传播。     

杨逵——现代台湾的左翼文学旗手

文学虽然属于艺术与美学的范畴,却同政治关系密切。从谱系学角度来看,文学与政治互为表里关系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就中国而言,从《诗经》的“美刺”精神,孔子的“兴观群怨”,韩愈的“不平则呜”,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倡导的“文学革命”,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均说明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传统;     

两种现实主义

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一共同点,即强调要“忠于现实”。但“现实”这一概念本身即有双重内涵:一是针对“历史”,强调的是当代,是眼前的现状;一是针对“理想”、“虚幻”、“主观情感”,侧重于客观实在,避免主观对客观的直接干预,反对对客观世界扭曲变形。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能将这两重内涵完美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既客观地再现了生活真实,又密切关注当代社会问题,对时代风云的变幻及时作出反映并以艺术的方式予以针砭。 然而,由于哲学和美学思想、文化心理及文艺观念的差异,中国与西方有着各具特色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我们首先想到《诗经》、汉乐府民歌,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以及《呐喊》、《子夜》、《家》、《骆驼祥子》等现代小说。它们基本是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写的是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大都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但是,古代与今天的文论家提及它们时,更为重视的是其缘事而发,对于国计民生的关心、对于社会黑暗的揭露。用白居易的话说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用今天的话说就叫“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中国古代的现实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从中西文化比较看超越“人类中心论”的可能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

从中西文化比较看超越“人类中心论”的可能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高秉江一、反思“人类中心论”———环境问题的终级思考对“人类中心论”（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又译“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已成为当今世界理论热点，而此热点的形成首先...     

“有无”之辩及其哲学意蕴

“有无”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论题。本文对玄学“贵无”、“崇有”和“独化”三派围绕“有无”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思维的运思方式和哲学意蕴作了论证和分析,对当时中国哲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给予充分肯定。“有无”之辩已不再讨论宇宙生成,而主要是在本体论方面展开。王弼的“贵无”哲学是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性思考,体现了中国哲学认识的深化。郭象的“独化”哲学比起“崇有”哲学带有宏大的理论气度,表现了玄思和“安命”的特色。     

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

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孙家洲邬文玲早在先秦时期，风俗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仅有对各地的物产、方言和音乐等各种外在的、有形的风俗事象的记录，而且出现了某些片断的、但却是导夫先路的论俗之见。尤其是儒法两家着眼于风俗的作用及其与政教、法令...     

“太原白居易”考

“太原白居易”考孟繁仁白居易是著名的唐代诗人，他於唐代宗大历七年（７７２）农历正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于唐武宗会昌六年（８４６）八月十四日逝世于河南洛阳履道里第宅，埋葬于洛阳龙门东山“香山寺”。虽然白居易出生和逝世、甚至埋葬的地点都是在河南...     

白居易“忠州情感”述论

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间一年有余，其对忠州的情感有明显的变化。刚开始厌恶忠州，不愿融入忠州；一段接触后，逐渐喜欢忠州，积极建设忠州；最后，依恋忠州，细细品味忠州。白居易“忠帅睛感”出现这种变化，是忠州自然山水、珍奇物产、风味小吃、民间歌舞等对白居易影响的结果，也是白居易对忠州认识深化的结果。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关于“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論

長恨歌是白居易創作的优秀的敘事詩之一。它是诗人任墊厔尉时,与友人王質夫、陈鴻优游中受到启示而創作的。它最初是“長恨歌传”的一个構成部分,但由于其創作的完整性,特別是由于其思想艺术的高度成就,千百年来得到独立的广泛的流傳,获得人民的热爱和贊賞。歌妓因为能唱“長恨歌”而增价,詩人同时代的人們骄傲地称他是“長恨歌”的作者。但是因为詩人是根据唐明皇和杨貴妃荒淫誤国的历史事件进行創作的,因为詩人写的是动乱中的帝王宮庭中的爱情故事,又因为詩人的創作动机、世界观的矛盾和复杂,因而引起人們对長恨歌理解和評价的分歧,出現了在光明日报“文学遺产”及其他刊物上的论争,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想对长恨歌发表一些粗淺的看法,希望     

游艺

古者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而孔子教弟子又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又曰“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则文学者乃游艺之所有事也.后世文人嘲风弄月,以华藻相高,固显违圣门“游艺”之旨.然后世之诗赋又孰非导源于圣门耶?隋唐以降.衡文艺以取士.夫岂戾乎圣旨!特浮词吟呻.识者(?)(?).香山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见《与元九书》)二言,     

一篇《长恨》有“风情”

<正> 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近年不少学者撰文作了新的有益探索,颇能给人以启发。然而,他们似乎没有充分重视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的评论,而这本来是可以给我们的探索以很大帮助的。白居易曾经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不无用意地告诉人们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风情”三字实际上正是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主题所作的精辟概括和巧妙提示。因此,只要我们求得了“风情”的正确解释,随之也就求得了《长恨歌》的真实主题。那么,“风情”究竟是指什么呢?本文着重探讨的便是这一问题。“风情”是古代诗文中习用的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它似乎有着不同的含义。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