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罗尔斯的契约正义思想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来自于人们一致同意的契约,作用于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成员审视宪政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点,因此,罗尔斯继承并超越了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契约正义思想。面对我国目前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以及公平正义问题凸显的现状,罗尔斯契约正义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契约精神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利于从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一体化三方面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     

政治正义与契约论证明

正义理论与契约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均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理论在近几十年以来迎来了一场复兴,乃至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之一。契约理论的这一复兴首先起源于罗尔斯的著作。他的开创性成果在于将契约理论与政治正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用一种政治建构主义的模式表达出来。罗尔斯认为,只有经过一种建构主义的契约理论的验证,某种正义观念才可能在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中树立起来,获得理性且合理的公民的广泛认同。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排,使得罗尔斯的理论与传统的正义理论或者契约理论相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超越契约正义:霍布斯正义观聚焦

自然法理论的演变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该理论催生出近代正义理念。近代正义观的转型则孕育于近代理性自然法。《利维坦》对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诠释,囊括了霍布斯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换为契约这种具体的规则形式。国家既不是至善的载体,也没有处于宗教权威之下,而它只是保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多数人的同意。在契约正义的理论框架下,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主要包括利维坦的人性溯源、身份认同和法律向度三个方面。契约正义主导下的政治秩序建构沿循自上而下的建构路径,该路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失偏颇。针对这一问题,后世诸多政治哲学家试图超越霍布斯契约正义观的局限,进一步探究正义秩序的形成逻辑。     

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及其对专利充分公开制度的证成

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专利是发明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一项契约.据此契约,发明人获得一定期限内垄断实施其发明的专有权利,社会公众获得发明信息并可以在专利终止后自由实施发明.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的基本功用是实现权利垄断与信息公开之间的精致平衡,此外还发挥着激励发明创造的产生、给予专利权以道德上的正当性等扩展功用.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来源于政治哲学上的社会契约理论和私法上的民事契约理论,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深刻说明了专利充分公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内容架构.专利权社会契约理论要求专利权人必须公开其发明创造,且公开本身必须达到能够实现的程度;专利权的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且不得超出说明书披露的发明创造的范围.     

契约国家正义观的逻辑理路与思想实质

近代契约国家正义观通过批判封建社会神创国家正义理论,提出了一种国家起源于人民签订契约的新理论。这种革命的国家正义观,严重动摇了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国家正义理论,成为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哲学基础。然而,契约国家正义观作为一种论证国家起源的抽象理论,代表着新型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渴望,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理论反映。     

分配正义理论的两种辩护路径比较研究

当代分配正义理论有两种辩护路径。第一种是从基础性的特定价值观念推导出具体的分配理论；第二种是从契约与程序引出分配原则，力图尽可能排除特定宗教、形而上学、道德价值观念对正义理论辩护的作用。通过对罗尔斯契约论的解析发现，第二种路径最终可以还原到第一种路径，这意味着契约程序路径的辩护效力被削弱了。本文试图论证，在正义理论的辩护上，诉诸程序的论证在道义上并不太可取，最终的辩护离不开特定价值观念。因而，对正义的辩护仍然依赖第一种路径。在理论上，该论证有助于局部理清当代分配正义及其牵涉的诸多纷争；在中国实践上，这有助于为中国当下分配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选择与启示，提示我们应当营造更深厚的社会正义的土壤和共识，以化解收入分配改革的巨大阻力。为此，应当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诸多伦理、形而上学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构建出支撑当代中国社会分配理论的理论素材和公共文化。     

罗尔斯的良序社会理论及其批判

良序社会理论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尔斯假定,在原初状态下,站在无知之幕的背后,绝大多数人都愿意订立荒漠契约,确立正义原则。他还假定,作为正义原则的适用对象,良序社会有五个要件组成,依次是:1.在基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层面,确立公平正义为其首要美德;2.人民对基本制度具有普遍信任或正义感;3.它是稳定而体面的;4.它在公共政策层面建立了向社会底层倾斜的公共利益调节机制,那个机制将切实地使社会中的最低阶层受益;5.它在哲学、宗教和道德观念领域建立了友善、宽容而仁慈的价值冲突和解机制,从而描绘了一幅对等、自愿和合作的社会图景。其理论对我们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论契约与对正义原则的证明

当代政治哲学对正义原则进行证明的主要方法是契约,这种方法的主要代表是契约论,契约论试图通过代表人在原初状态中的选择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但是,批评者认为,从契约证明的角度来看,契约论对正义原则的证明并不成功,功利主义也可以利用契约的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并认为这种方法优于契约论;而契约至上主义认为,应该基于一种比契约论和契约式功利主义更加彻底的契约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论证逻辑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启示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分配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如何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构成了分配正义问题。为了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原则：最大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从作为正义论起点的原初状态的假设,到最大最小值的选择规则,再到两个正义原则的最终得出,罗尔斯对其正义原则进行了系统论证。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方面为社会福利作为社会基本善存在的必要性提供了政治和道德支持,另一方面为社会福利从差等正义向契约伦理的正义观转变提供了理念基础,同时也为社会福利制度订立过程中程序正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阐释。     

犯罪事实调查制度合法性溯源——一个政治学的阐释

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的合法性标志。国家正义要求在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保障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并通过程序正义的立法确认、制度化的司法独立和伦理善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得以实现。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等程度保护的社会原则。社会正义的个体权利观念和人权观念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实质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