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定理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

科斯定理是理解制度的枢纽.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产权如何分配,有效率的产出总会出现,低碳经济很容易实现.但是,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分配对经济产出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交易成本总是存在和显著的,故制度总是具有重要作用.低碳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可持续的制度激励.当前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交易成本显著,大大地限制了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因此,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以交易成本和制度激励为切入点,设计有效率的、低交易成本的,以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制度激励,确保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

权力与可信承诺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引入权力因素导致科斯定理不再成立: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消除了趋向最优谈判的压力;而有限承诺加大了谈判结果偏离帕累托最优效率的程度。因此,为了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需要分析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人包括专制国家中的君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等。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关键行动者和“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权力和可信承诺是政治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把握政治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科斯定理与异地"排污权"交易案

我国首例关于"排污权"交易的案例,看似符合经济学有名的"科斯第一定理",即在产权界定后,无论产权归谁所有,均可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则并非如此."排污权交易案"严重违反了"科斯定理"的前提假定,是一种不正当的交易.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应严令禁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交易费用、社会成本与科斯定理

产权经济学认为,经济学要研究的是,资源稀缺对人们利益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人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不可能免费获得全部所需信息.只要存在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就会对生产发生影响.因此,必须确定人对利益环境的反应规则和经济组织的行为规则,通过明确产权关系来解决利益冲突,并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尽管产权经济学的内容相当复杂,又有许多流派,但交易费用、社会成本和科斯定理始终是它最基本的范畴.要研究产权经济问题,首先得搞清楚这些基本范畴.     

论科斯定理对庭审过程的启示

运用科斯定理可以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和解”要价进行定量分析,但是科斯定理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信息完美”,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博弈论认为策略行为的实质是博取“私人信息”,诉讼的发生率与信息不对称有较大的关联。庭审程序的设计要有利于各方获取他方的证据信息,便于当事人进行信息比较和估计;庭审过程应便于当事人获取对称的决策信息为目标;法官在庭审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引导当事人从不完美信息趋向完美信息。双方当事人会根据证据交换、庭审质证认证的情况并结合自己可以接受的成本和风险底限决定自己的强硬策略值最终达到策略均衡。     

科斯定理,讨价还价和政府: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

科斯定理是一系列综合的命题,分别涉及到强调产权界定的古典理论,依赖于讨价还价和契约自由的初始权利分配无关论和突出政府和组织变迁作用的交易成本范式。不同的理论进路分别对应着经济和社会现实的重要方面,但没有某一个单一命题是普遍有效的,这暗示了一种案例分析方法的必要性。     

从法经济学到法伦理学——“科斯定理”到“波斯纳定理”的伦理演变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以交易成本学说为基础建构了法经济学体系。波斯纳不满足于将交易成本仅仅应用于法经济学领域。通过"交易成本"这块跳板,波斯纳将法经济学的核心转到了"效率"身上。他试图把交易成本学说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拓宽效率标准的应用范围。由此,波斯纳提出了效率最大化的权利配置原则,主张法律制度应重视对初始权利配置的更改,将法经济学开拓到法伦理学。然而,这与人们人权正义的道德共识相违背。为了回答人们的质疑,波斯纳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系统的道德理由,形成了波斯纳的法伦理学体系。从科斯到波斯纳,展现了从法经济学到法伦理学的发展轨迹。毋论波斯纳伦理奠基成功与否,其对于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学科融合的裨益是不容置疑的。     

科斯定理对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启示

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政府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认识,用科斯定理对当前政府放权、政府监管、政府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匹配、权力制衡、福利补偿机制等措施有利于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成本,提高效率。因此,运用科斯定理有助于思考如何提高政府职能转变和减少行政干预的绩效。     

科斯定理真是产权清晰的么——评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指出了其逻辑上的矛盾:在"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里,不可能清晰界定产权。     

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

马克思用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构建了产权理论大厦的主体工程。产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作为财产形式的法权关系,产权不但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且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范畴,具有历史的形式。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将价值增殖过程表述为法学和产权理论中的所有权关系及其占有过程,涉及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等一系列权利的统一与分离,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阶级对抗性质。马克思揭示的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变革方向,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权制度将被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所代替这一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发展趋势清晰地呈现出来。     

科斯革命和企业契约理论的嬗变

科斯将制度范畴纳入经济分析之中,给经济学带来了全新的理论思维视角,但是其理论具有两面性。在此基础上,企业契约理论出现了不同发展轨迹。其中企业契约集合论继承了保守的一面,治理结构理论则承袭了革命的一面,但是后者在理论的构建中呈现出向新古典范式回归的倾向。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在科斯的许多重要思想中,引用最多却又最易产生歧义甚至误解的当数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源自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但科斯本人并没有直接加以表述,科斯定理实际上是一些研究者对科斯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核心论述作出的概括,因而往往见仁见智,出现了多个版本,在研究中难以把握。本文试图对科斯的这一重要思想进行梳理,澄清对科斯定理的认识和理解。     

科斯命题的澄清

本文首先对科斯命题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梳理,得出科斯表达的命题是一个经验命题;澄清了两个实证的科斯命题之间没有推出关系、实证的科斯命题与规范的科斯命题之间没有推出关系;论证了张五常所提出的产权版科斯命题没有实证基础,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论证了自由交换版科斯命题、交易成本版科斯命题和完全竞争版科斯命题是否同义反复或者逻辑谬误在于“交易成本”、“自由交换”和“效率”的定义,并且从逻辑上讨论了当科斯命题是同义反复或谬误时的价值。     

马克思与科斯产权理论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运用

中国改革30年中,产权改革的重要性日见凸现.马克思和科斯是走上中国改革前台的两位产权理论大师.其中,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内涵,奠定了它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指导性地位;科斯产权理论的独特视角,为中国产权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两位产权大师理论的优势互补有利于人们多视域、多层面、多方位考察中国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并有益于推动中国产权制度和产权理论的继续创新.     

科斯定理真是产权清晰的么——评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简

本文通过分析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指出了其逻辑上的矛盾：在“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里，不可能清晰界定产权。     

科斯定理与中国经济改革——从“产权—交易费用”的视角进行解释

以科斯定理为基础,从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视角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在1978—1992年和1992—2008年的两个阶段里,中国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适合国情的产权界定与保护方法,使得市场价格机制得以运行,全社会的交易费用随之下降,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中国部分经济改革措施却与产权保护、降低交易费用相悖,使得经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困难。     

科斯、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增长理论与内部化理论

文章将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与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增长理论、内部化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指出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增长理论是《企业的性质》一文的继续与补充,而内部化理论则是《企业的性质》一文的应用.     

从庇古与科斯之争看我国环境税的开征

环境税的开征曾饱受争议，2011年12月，财政部表示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这表明官方对环境税的开征持肯定的态度。对此，以庇古和科斯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争为切入点来揭示需开征环境税的原因，指出当前我国开征环境税的必性。并为我国环境税开征的立法提出了建议：构建以“独立”环境税为主的环境税收体系；将现有的主环境收费改为环境税；强调环境税的环境治理功能，弱化财政收入功能；规定环境税收优惠政策及相关奖惩措施。     

习近平对管党治党理论基本问题的时代性贡献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运用,着眼于管党治党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管党治党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正在进行的管党治党实践为中心,站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对从严管党治党作出了一系新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阐述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特别是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主题对管党治党理论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是习近平对管党治党理论的时代性贡献。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时代性、规律性、创新性,提升了管党治党理论的新高度,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增添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