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十大分歧

洋务派和维新派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影响深远的两大政治派别。洋务派的思想是立足于封建主义文化,酌取某些西方物质文明以维护封建政体,维新派的思想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文化,师法西学以变政。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分歧,开始虽不明显,但伴随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分歧越来越大,并在激烈的辩论中逐渐划清了思想界线。本文试图从下述十大分歧中,说明维新派是在批判洋务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存在     

严复对"中体西用"观的批判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派的理论纲领.经林则徐、魏源和洋务派冯桂芬、李鸿章至张之洞,逐步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对打破传统中学的封闭状态,催化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但其学理方面的欠缺和保守性受到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批判.而严复以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学等先进理论为思想武器,运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条剖缕析,对"中体西用"进行最为深刻、系统的批判,充分显示作为"西学第一人"的资产阶级启蒙大师的智慧和勇气.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关于戊戌维新中的光绪帝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光绪帝载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在民族矛盾加深之际力主变法图强的爱国行动得到充分肯定,他支持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性也得到承认。但对其“政治身分”,看法却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他是维新派,也有人说他属洋务派。对此,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以往认为洋务派是改头换面的顽固派,与改良派并无相通之处。这一看法较为偏颇。其实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可分为三类：一是部分洋务大吏的幕僚或洋务骨干顺应时代潮流前进参加维新运动,成为维新派,如汪康年、蒯光典、胡等。二是一些原洋务派督抚大员同情支持或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三是另一部分洋务大变暗中同情维新运动,但不肯公开支持,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如李鸿章、盗宣怀、刘坤一等。就整个洋务派而言,他们与维新派之间有矛盾分歧,但同情支持维新运动是其主要方面。     

戊戌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一八九八年前后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政治集团有三个,即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光绪皇帝同前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光绪皇帝个人的政治活动同维新派、洋务派的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如同几股激流形成的旋涡一样,呈现出一种眩目的复杂情况。按政治观点来划分,光绪皇帝是属于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孙中山哲学属不完整辩证思维唯物论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康有为发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发展。孙中山哲学也是康有为等的维新派哲学的批判继承。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在思想上就必须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器变道不变”的思想政治路线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体用统一"的哲学,论证天必变道亦必变。这种哲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唯物论,吸取了包括进化论在内的近代自然科学宇宙观。它以“气”(或星云)、     

论洋务派与维新派之异同

当前,在讨论洋务运动性质和历史地位过程中,牵涉到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究竟是洋务派的继承者,还是批判否定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论者和基本否定论者的争鸣焦点之一。我是同意后一观点的,但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不能简单化,有详加分析之必要,因此,拟在这里就两派之异同,提供管见,参加新的争鸣。     

严复的"西学"思想探析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他"西学"救国核心思想的形成.他通过著书、翻译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力倡西学"愈愚".严复的西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亦有其局限性.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容闳与丁日昌

容闳与丁日昌都是近代岭南地区较早投身洋务运动、并在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们彼此间曾有很密切的交往。容闳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其近代化思想对丁日昌影响甚巨；而丁日昌作为握有一定权力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支持和努力对容闳能否实现自己的主张也至关重要。从容丁二人的交往中，人们可以窥见１９ 世纪６０ 、７０ 年代中国洋务派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僚之间那种谋士与主事、理论家与实践者相互影响、同而又异的关系     

略论洋务派对传统灾异观的批判与利用

为了探索新的救荒对策，洋务派思想家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对主导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和民众信仰的灾异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然而由于洋务派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样的批判最终并没有转化为促进早期工业化实践的精神动力。相反，被他们保留下来意欲利用其“惩恶扬善”功能的“灾样祸福”之论，却成为当时一波又一波反工业化风潮的最深厚的文化土壤。     

“变官制”——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

“变官制”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戊戌变法的中心问题;戊戌变法中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也主要围绕变官制问题进行的。因此,不具体而深入地研究“变官制”问题,就难以正确认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区别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等问题。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论争与西学传播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洋务派同顽固派之争,改良派同洋务派同顽固派之争,以及革命派同保皇派之争,每一次论争使西学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三次大的论争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艰辛地走着学习西方的道路。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从知识史的视角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对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评价 ,分歧的焦点在于 ,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是否真正传入了中国 ,它与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知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能给我们较大启发。 15至 18世纪 ,中西知识差距表现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知识的巨大差距导致中西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基础 ,加之传教士特殊的身份和使命 ,也决定了不可能指望他们传入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因此 ,明清之际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与中国的近代化没有直接的关联。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浅析洋务派办教育的历史局限

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是同洋务派的积极兴办分不开的。正是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意图的促动下,遍习“西学”的客观要求,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逐渐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开始传播、根植。所以说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先后创办的一些洋务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这是洋务派在中国教育史上所作的特殊贡献。然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