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深入批判封建主义

随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展开,学术界批判封建主义的呼声一时缄默了。有的人对批判封建主义问题讳莫如深,有的人则有意无意地把批判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立起来,似乎强调批判封建主义,就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例如有些论者在批判近代史上“全盘西化”的主张之时,居然不加分析地全面肯定封建传统文化,认为张之洞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改革运动的“中体西用”说,“在维护固有传统价值与机制的前提下,采纳西学,以     

我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批判

在近代,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走向崩溃和清朝统治的日趋衰微,封建官吏的腐化、无能、贪墨、骄横、残暴、也日甚一日。长期来我国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这时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封建吏治的败坏,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因此,我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们在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批判封建制度的时候,往往首先对封建官僚制度展开批判。 近代一些进步思想家们指出,封建官吏之所以普遍无能,贻误国事,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造成的。 自隋唐以来。我国封建官吏的选拔主要通过科举。在清代,官吏大多数是靠所谓“科举正途”选拔…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奴隶性”的批判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批判“奴隶性”、树立“国民意识”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奴隶性,是指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人们安分、柔顺、依赖的顺民性格和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中国近代的一些货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仅揭露了奴隶性的种种丑恶表现和严重危害,而且深入挖掘了它所以产生的根源。他们指出,中国人中的奴隶性是长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恶果。他们批判奴隶性,是为了在中国人中树立新型的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由奴隶进而为国民。为此,他们曾大力宣传提倡资产阶级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并论述了两者的关系。本文还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发动的这场斗争所造成的积极影响及其不足作了分析。     

北朝的寺院经济和反佛浪潮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即受到统治阶级的崇信,成为他们锢蔽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到北朝时,更是广为流播,寺院之兴盛,僧侣之众多,“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寺院不仅是蒙骗人民的宗教场所,而且直接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成为封建经济组织。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僧侣大地主阶层,他们兼并土地,放高利贷,收纳逃户,残酷地剥削寺内下层僧侣和寺外农民,成为社会危机深刻的根源。因此,随着寺院经济膨胀,反佛浪潮高涨。北朝时,僧侣起义接连不断;北魏、北周时二度灭佛。崇佛与反佛成为北朝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过去,学术界多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佛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毛泽东对待历史传统文化不是盲目崇拜,更非厚古薄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态度和始终坚持的原则,亦即批判与继承并举,改造与发扬同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发扬的过程中改造。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既是对全党提出的要求,也是他毕生一贯遵循的指导思想和一贯坚持的立场。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能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否則我们就难以从旧的历史轨迹中解放出来;但是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而“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然而,马列主义又决然不能与其相对立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相结合,而只能     

唐宋间儒释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思想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基本取向,抽象地说,是既承认个人利益,又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既承认人的感性需求,又强调理性对感性的节制。在其价值观念的具体形态中,包含着一些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原则。所谓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从根本上说,也就是继承和发扬这些普遍原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在批判封建糟粕的同吋,对这些原则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不能吸收新东西的和不能被批判继承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必须认真进行批判继承、并保留其基本价值取向的开放系统。在传统文化中,儒学强调对世俗社会的义务感和群体主义价值观,这就决定它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其他重要的分支佛道二教在基本价值取向方面是追求个人解脱(大乘佛教虽强调自利利他,有群体主义思想因素,但这种群体观念缺乏现实性)这就决定它们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儒与佛道价值观念的不同,以及佛、道之间理论体系和教派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互相斗争,但这并没有妨碍     

《野叟曝言》创作追求的悖谬性显现

《野叟曝言》的文本表现与作者的创作动机具有很大程度的悖谬偏离。小说虽推崇程朱理学、标榜崇正辟邪,但在实际描写中却不时流露出作者悖谩淫毒的邪污心理;小说力斥佛道虚妄,然而在抨击揭批时又存在着偏执谩骂、批邪信邪、错位批判的弊端与不足;小说神圣化地塑造了文素臣的形象,极力夸写文素臣所得到的无以复加的地位,显得虚假不真,反而暴露出了作者借幻想来过瘾的无奈与臆想。     

从劳动异化走向符号消费异化——对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再批判

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早期思想的重要成果,同时,符号政治经济学也是其整体理论框架的基础和重心。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符号政治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二者的差别所在,二是符号政治经济学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批判,三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颠覆性批判。然而,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是片面的,究其根本,符号消费仍旧属于异化的表征。从理论意义角度来看,鲍德里亚犀利的批判和独特的切入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框架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和撼动,因此,对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有效的回击和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试析冯从吾的佛学观

冯从吾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围绕“道体”、“心性”等问题所展开的“儒佛之辨”,一方面彰显了儒佛根本宗旨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关学学者独特的佛学观。其中暴露出的由于自身对佛教理论了解的阙略而导致对佛教思想和内在精神理解把握上的偏差,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思想史现象。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与林罗山的儒家神道观

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初传入日本后，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而且也为日本近世出现的神道理论的儒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儒学家林罗山所创立的神道理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比较深。林罗山在反佛、排佛和神佛混杂的同时，提出了“神道即是理”、“王道、神道理一”、“神道、人道一理”和“儒家之中兼有神道”的思想。运用程朱理学对传统神道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宋元时期的三教调和论

宋元时期，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理学家们尽管从佛教、道教中吸收了许多思想资料，但却大都对佛教、道教采取排斥态度。在他们的带动下，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排斥佛、道的潮流。与此同时，又存在与之相反的公开主张调和三教的思潮。本文拟对宋元时期三教调和思想略作分...     

后现代主义对理性批判的悖论

海德格尔、德里达、阿多尔诺和富科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理性的批判突出了哲学探求的新的和交叉领域的论题,如现代性的合理性,启蒙思潮、界限,意义和西方理性的价值;理性和批判间的联系,现代社会的病状,以及后现代替代现代的可能性等等。然而后现代理性批判中蕴含着自我参照性的悖论。这里所提的问题是,能否给出批判的理由而又不陷入行为和旨义,操作和陈述之间的操作矛盾。就是说,能够不用理性方法而进行理性批判吗?这种理性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蕴含或使用证明、论据、概念以及概念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存在双重路径?——对艾伦·布坎南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反思

如何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艾伦·布坎南提出了双重路径的建构与阐释视角——非法权的外在批判与法权的内在批判,从而把马克思正义思想以内在批判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布坎南的建构与阐释是失败的。首先,其双重建构存在着两条路径之间的对抗。其次,其外在建构忽略了法权批判的可能性。最后,其内在建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布坎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重路径的设想没有合理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低阶批判与高阶批判。这样理解的“双重路径”,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在构成,将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真正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方法论支持。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二十世纪是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时代,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设立了“本期学术人物”栏目,意在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些对二十世纪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国际学术人物。 本期介绍的大卫·霍伊教授系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他的The 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中译本译作《批评的循环——文史哲解释学》)一书早已被中国读者所熟悉。近年来,他一致致力于福柯和哲学解释学的研究,积极参与当代西方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对话和讨论。他发展了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系谱学解释学”。霍伊教授是个善于思索、勤于笔耕的思想家,继《批判的循环》之后,他于1994年又出版了《批判的理论》一书,目前正在撰写另一本定名为《批判的抵抗》的著作。本期所发表的《批判的抵抗——福柯与布尔迪厄》一文便是该书的一部分,应本刊编辑部之邀,特意寄来先期在本刊发表。《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判》、《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也是霍伊很有代表性的二篇文章。加上编辑部特邀专家撰写的《霍伊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霍伊是一位批判意识、参与意识很强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他看作是一位“批判的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批判的三个维度解析

对于消费异化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理论关切之一。马尔库塞、弗洛姆、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莱易斯、阿格尔对此均有所涉及,他们结合消费社会批判,分别借由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生态主义等学说入手,从力比多的压抑、社会符号化、生态危机的理论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各具风格的理论批判。他们将消费异化批判与各自不同的学术立场结合起来,颇具参考价值和时代性,但也存在过于理想化等问题。     

安藤昌益与儒学

安藤昌益(1703?——1762年)是一位杰出的反封建思想家,是日本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在德川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他不仅反对“不耕贪食”的封建经济剥削和“立大小之序”的封建政治压迫,主张返回到人人“直耕自食”、“无上下、大小、贵贱”而人人平等的“自然世”,而且反对主张“上下、贵贱、贫富”的、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佛、神、老、莊”等思想。他对儒学的批判尤为激烈,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东亚各国封建社会中,也罕见其匹。而且他的儒学批判是颇具独创性的。安藤昌益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彻底反封建精神的儒学批判,在日本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上无疑都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应予高度评价。但是,在     

社团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社团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美］古特曼韩震译我们目睹了社团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性反叛。就象本世纪６０年代的批判家们一佯，那些８０年代的批判家也指责自由主义的错误的而又无法补救的个人主义。但是，新的批判浪潮绝不只是旧批判的重复。鉴于早先的批判是由...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

一对于国民素质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梁启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认为人民德、智、体等基本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国家繁荣、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建立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国家,就必须造就无数摆脱旧思想束缚、具有近代理想人格的新型国民。而培养这样的一代新人,则首先应对存留于国民身上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封建习性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通过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反思,深入考察国民性的优劣,将会为新国民精神的陶铸与生成打下坚实的基础。20世纪初梁启超曾畅言革命与新民,而其新民之道则是从揭示、批判国民劣根性开始的。在探讨中国积弱之源…     

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

日本的“批判佛教”是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曹洞宗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曹洞宗宗门大学、驹泽大学教授衿谷宪昭、松本史郎和伊藤隆寿等。“批判佛教”的内容涵盖了宗学批判、佛教学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问题批判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仍然是佛教学批判。正如松本史朗在其宣言式的论文《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重要思想基础的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实体论或“基体说”（dhAtu—vAda）。其实质是肯定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而这是与原始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无我”或“空”的思想相矛盾、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如来藏概念与佛性、本觉观念密切相联,“批判佛教”的倡导者对如来藏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阿的佛性与本觉思想的批判。批判佛教因为其立论的挑战性和研究方法的争议性而在日本佛学界、中国佛学界乃至欧美佛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本文拟以末木文美士教授、花野充道教授、桂绍隆教授、织田显祜教授等的研究为中心,就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批判佛教”的回应做一概观,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意义做一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