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东南地区兵制变迁——以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浙江是明代东南海防的重点区域,明初建立了以卫所为核心的防卫体系。正统年间,卫所弊端出现,防卫能力下降。以地方为主导对沿海防御体系进行修补,民壮与乡兵开始兴起。但是倭乱增多后,地方防卫压力加大,国家再次调整地方军政系统,建立了以募兵制为主体的省镇营兵制。     

也谈崇祯年间的宦官

读周晓光先生《论明代崇祯年间的宦官》(上海《学术月刊》1992年2期),所论多有精辟之处,启迪甚多。但周文结论中称:“崇祯年间宦官参预政事,作为一种制度,具有监督官员和强化官僚机构的作用。这种作用,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应予肯定的评价。”但我认为,崇祯朝宦官参政的主要作用,是败坏军政,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无论从崇祯一朝还是整个阶级社会,宦官制度从来未作为一种制度发挥过积极作用。     

李自成榆中起义

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杰出领袖李自成,祖居陕西米脂县(今横山县),但他开始举旗起义是在甘肃省榆中县(时称“金县”).崇祯元年(1628)冬季。李自成因交不起当地官僚地主艾举人的高利贷,被县令晏子宾“械而游于市,将置之死”①,由人解救出狱后,杀死艾举人,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来到甘肃甘州(今张掖)②。当时,梅之涣任甘肃巡抚,杨肇基任甘州总戎(即总兵),王国任参将(即参戎,位次副将)。李自成叔侄就在“杨肇基麾下”王国营中当了兵。不久,李自成升为把总(时为三大营职).是年冬季,满州兵入关,包围了北京,明王朝急调西北各镇兵     

陈毅在外蒙古

陈毅于1915年底至1921年春任职于外蒙古,后期担任外蒙古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陈毅在收复唐努乌梁海、促成外蒙古官府呈请取消“自治”等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却兵败地失、铩羽而归。     

崇祯测字

话说闯王李白成兵围北京，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崇祯皇帝明知大势已去，却不肯束手待毙，依仗北京城高壕深，坚守不出，以待救援。     

试探契丹北枢密院的职能及历史作用

契丹北枢密院是辽代最高军政决策部门。它的设立是契丹族对中原封建政权职官制度的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在记述辽代历史的文献中,综合载录契丹北枢密院职能的主要有以'下史书。一是《辽史·百官志一》。其曰："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检、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行不理民'是也"。另一部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六月,在记载耶律隆给病逝之事后,简略谈到辽朝官制说："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善事"。后来,叶隆礼…     

北朝的军事监察官——监军、军司

北朝的军事监察官主要有监军和军司,其次是军副和催军使者。监军的职责主要是催督地方军事,参与主将的军事谋划和为军人录勋。军司的职责是为军人录勋、节度诸军、统兵作战和参与军政谋议。     

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他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制为满族夺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定鼎于北京,设“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清廷又先后派遣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在边陲形胜之地,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这种八旗官兵被称为“驻防八旗”。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清初为准噶尔部割据,平定之后,清廷设驻防八旗(1)与绿营等共同屯戍天山南北。驻防八旗作为清廷在新疆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清廷在新疆长达一个半世纪     

石达开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

石达开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秦维宪，周瑞芳石达开远征军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在探讨过程中，各执己见，往往将天时、地理、与彝民关系。军事策略等作单方面分析，说眼力不强。本文就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些综合分析。（一）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根本原因...     

新时期我国涉及民族因素事件的类型、特点及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学界对涉及民族因素事件类型的划分较为混乱。以构成要件为依据划分涉民事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现阶段我国涉民事件可以分为分裂破坏类、经济类、风俗习惯类三种基本类型,呈现出阶段性与扩散性等六个特征。不同类型的涉民事件的增多,原因各不相同。涉民事件的增加并非现行民族政策所致。贯彻执行好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是有效遏制和减少涉民事件的重要保障。     

论东汉南匈奴的兵民合一——就南匈奴“胜兵”问题与林干先生商榷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元二年（90年）,“南部连获克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南匈奴胜兵的性质,是南匈奴社会发展状况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不正确地理解,就无法说明东汉南匈奴的发展程度。目前,林干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学界的一般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④有梁景之《“胜兵”解析》,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么？——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和张莉《南匈奴胜兵性质新解》,笔者试图在他们的基础上加强论证,来说明东汉南匈奴兵民合一的问题。     

功业逐日以新 名声随风而流——评《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郭卿友先生主编的新著《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以下简称《民志》)。编者站在历史时代的高度。以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各类政权的军政组织建制及其职官沿革为志述对象.认真对待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大胆而又审慎的史学风度.对民国时期各种政权的更迭、职     

戊申河口起义与清末云南社会

1908年革命党人利用河口形成的粤人社会、脆弱的边境管理和法国政府的同情等诸多因素而成功发动起义,在短时间内形成燎原之势,声势甚为浩大,引起中外政府与舆论的极大关注.然而,云南绅民因革命党人有法国人的背景和外地社会的性质而未接纳,反而对推行整顿云南军政且力保利权的锡良甚为信赖.最终,在清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法国政策转变的情况下,河口起义遭到了镇压.尽管如此,这一事件客观上加速了云南社会的近代化,并为辛亥革命在云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复社的演变历程新论

明末复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文人社团组织。根据复社内部自身的变化与崇祯朝政治的联系,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兴盛期,从崇祯二年至崇祯六年,包括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三次大型社集,复社主要是开展社事活动,参加科举考试,科考上的成功使复社声势广大,蓬勃发展;分化期,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四年,复社卷入政治权力的漩涡,先后与温体仁、阮大铖等展开斗争,社事活动只是小型、团体、局部的社集,复社内部政见分歧,力量出现分化;衰亡期,从崇祯十四年至弘光元年,随着北京城破,阮大铖的继续迫害,南京城破,复社走向衰亡。     

浅论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兵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游离于“四民”之外的“兵民”群体，他们在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族为纽带，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文化中，缺乏合理定位，以至兵民阻隔，结构失调，使军人难以获得“四民”社会的认同。     

从《十一家注孙子》看兵家和儒家治国策略的融通

在治国策略的诸多问题上,兵家和儒家的观点有着共通之处,都主张上下协和、通权达变、赏罚分明、任贤使能、御兵御民,这些在先秦兵家鼻祖孙子和经典儒家孔、孟、荀那里都有论述。兵儒两家所具有的共通性为后代学者整合兵儒、融通兵儒提供了可能性。北宋时期的《十一家注孙子》在注释《孙子》原义的同时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兵儒整合”的发展趋势。     

李自成、崇祯帝和议初探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在挥师北京,兵临城下之际,曾经特派使者杜勋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企图订立和议。解放后,史学界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著述中,均不提此事。是认为有关历史记载失实,不屑置一词?还是“为尊者讳”,惟恐道及便有所谓朝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之嫌?不得而知。李文治先生解放前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著中,却曾经论及,文曰:十八日,或谓降自成的太监杜勋入城会见崇祯帝,盛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但应许以不奉诏不朝(?)。帝不能决,杜勋复缒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缒入京城见帝,请帝逊位,崇祯把他叱走。一望而知,作者对此事的真实性不能断定,只好用“或谓”“或云”的笔法,予以叙述,旨在存疑。那么,     

张献忠在安徽的重要战绩述论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发展起来的张献忠农民军,曾多次在安徽地区作战。了解这支农民军起义队伍在安徽活动情况及其影响,对于研究明末农民革命战争史是很有意义的。 攻克中都凤阳 适应明末农民大起义形势的发展需要,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在荣阳召开大会,同意了李自成提出的“宜分兵各随所向”①的意见,并作了分工。张献忠部的任务,是和高迎祥、李自成部引兵东进安徽。张献忠部自荥阳东下,直捣凤阳。     

简议清朝传统军队裁汰、更新机制

经制兵与勇营是清王朝新军编练前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兵民相分”的建军指导思想下,传统军队产生了许多弊端。其中尤以士兵的淘汰更新机制为明显。首先,传统军队缺乏必要的裁汰更新机制,导致军队中老弱羼杂,战斗力低下;其次,为提升战斗力,节省经费的裁并,又因为“兵民悬隔”而产生众多弊端;第三,在近代历次对外作战中,清朝一线作战部队都受到后备力量缺乏的影响。在清朝中后期国防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清朝军队必须实行更为合理的裁汰更新机制。     

简论屯垦戍边主体的多元性

屯垦戍边的主体是指“谁在戍边”。自古以来各朝历代为了边疆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在广袤辽阔、穷山荒漠、人口稀少的边疆派兵镇守,但途远难厚资,往返极苦役,鞭长莫及而屡乱。西汉后,由兵击而安,时安而退,退后又劫转为屯垦久驻,亦兵亦民,劳武结合,以劳养武,战时拿枪,平时拿镐,成为永不换防、永不退役的安全屏障,被称为“千古之良策”。解放后,国家从长治久安、发展边疆民族经济的战略高度,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地转业,以军政一体、兵民一体、政社一体执行屯垦戍边的伟大战略使命,以屯垦、发展经济为基础,以戍边稳内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