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论屈原的爱国焦虑

屈原有着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抱负,他的壮志理想是和楚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愿意充当一个马前卒,为楚国的兴盛鞠躬尽瘁。当时的士人阶层被普遍的心理焦虑困扰着,屈原也在所难逃这种心理的焦虑,而且,由于其身份地位壮志理想等各方面的影响,他的这种心理焦虑特别是爱国焦虑要强过一般的人。     

“大、小传统”之间:论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

从远古到晋代,天人感应思想经历了大、小传统的数次变迁。在《汉书·艺文志》中,《山海经》被列入数术略形法类。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为基本模式与特殊模式,理论基石是气论、神论、天论以及三者的杂糅。《山海经图赞》掺杂了一些玄学思想,说明郭璞并非不懂玄学。他之所以放弃"大传统"而选择"小传统",与其学术传承和政治理想有关。郭璞继承了汉代方士化儒者的传统。他虽有避世思想,但仍积极投身于政治之中,目的是为了以"天"为限制因素,恳求帝王减轻刑狱、勤政爱民。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通过占卜敦促温峤、庾亮等人兴兵讨逆,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李白离京后的长安记忆与身份认同及其帝都书写

从受召入京到供奉翰林,再到“赐金放还”,李白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巨大变化。离京之后,“供奉翰林”成为他身份叙述的素材,在诗歌中时时向人呈现：在对金陵景观的书写中,城市兴衰与身世荣辱融合无间;对金陵历史名胜的重新定义,隐含着对永王东巡政治合法性与自身出处的解释;当成都升制为南京时,诗人以侍臣与乡导的双重身份将成都与长安进行比附,也坚持了对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于京城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其流寓期的诗歌总是表现出沉重的无所归依感。     

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晚明东林党人是“以身殉道”的典型。文章对这种行为背后的生命意识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秉承了儒家文化中关于道德理想的优秀传统,在现世的道德追循过程中体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对王权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本身就是其道德理想的主题之一,因而他们在循道过程中的“精神超越”必然回归于君主政治。结果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中,难免陷于“精神巨人”和“政治侏儒”的两难境地。     

论韩愈眼中的佛道文学

韩愈历来被视为儒家排挤佛道最重要的代表,但他对于佛道文学则不乏认同,一则认同其恢奇之风格,一则认同其平淡之风格。究其因,首先在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体系都能容纳这两种风格;其次在于当时士人面对时代困境,需要通过这两种风格克服自己内心的痛苦。儒释道三家在此点上遂得以共通,韩愈的态度即是其例。然而韩愈坚定的儒家立场使其不满足于风格气质的克服,他需要在其中注入实质的道德内容,所以他对于佛道文学的认可只停留于浅层,实质上仍对其予以辨斥。这说明韩愈实际上已意识到儒家与佛道之间根本性差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后世乃成为新儒学体系建设之焦点。     

文明的冲突和自我的重建——论黄春明小说的现实意义

黄春明是台湾乡土小说家,他的小说经历了冷遇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发现,”从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这种“发现”的内在根源,了解并确证黄春明小说的文化意义。     

半熟人社会情境下的乡村社区融合困境与重构

半熟人社会具有高流动性、村民间身份分化、异质性凸显等特质.在这种情境下,村民们虽拥有共同的活动空间,人与人之间也是彼此认识的,但互动较少,人际交往倾向于“理性化”,工具性的交往行为占主导,对乡村社区文化的认同度低,参与群体活动的积极性低,同时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阻碍乡村社区的融合.须重塑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调动乡村村民参与群体性的活动的主动性,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以有效实现乡村社区的融合.     

海外郭沫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蔡震

在海外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郭沫若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日本是海外郭沫若研究的重镇, 他们研究郭沫若的学者比较多, 而且持续、扎实地进行郭沫若研究, 并定期开展学术活动, 出版会刊, 研究水平总体上比较高。中日两国的学者在做学问的路数上有所不同, 当然也就各有长短。不过,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 两国的郭沫若研究才可以有很好的交流和互补。     

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史学者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的“公私二元批判理论”,目前该理论已成为我国现代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接受“公私二元论”的关键是“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的对应,二者之所以能对接起来,除了“二元划分”的形式契合这一原因,亦是我国性别理论的累积结果,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秉承“家国同构”、“女正国治”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有意忽视女性传统的实际经济贡献和政治经济功能,将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内”转化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非业”（非薪酬工作）;二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在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不得不压制“个体家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独特重要性,从而使古代中国明显的宗族社会形态与该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个体家庭”并存不悖。这两笔性别理论的遗产,有可能是“公私”与“外内”对应的源起,亦是“公私二元论”成为我国性别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理论铺垫。     

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

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只有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人,要认识和了解20世纪的中国,势必要了解鲁、胡、郭三人。作为"中共文化代表"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新世纪以来,思想文化多元化,原有价值观、价值体系受到海外思潮猛烈冲击。国内丁东等人以反思之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实,诬其"政治投机"、"文学侍臣"、"无独立研究精神"、"学术抄袭"等,笔者以为,有失偏颇。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给予历史的公允的评价。据此,本文着重对上述论点开展批评、论辩。作为乡梓,爱戴崇仰郭沫若是很自然的,但决不"圣化"、决不回护,而是给予历史的尊重。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郭嵩焘“向西方学习”思想新探

郭嵩焘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思想家,是向西方学习最热情的鼓吹者.他特别注意从制度、体制层面去认识和理解西方政府行为,把西方的种种制度创设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西洋富强之本主要在于其"朝廷政教",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强调人们应该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使"向西方学习"成为国人思想和行动上的一种自觉.落实到实践中,就要以学习西方的"朝廷政教"为中心,多角度多层次地拓展学习西方的内容.     

太平天国历法研究述评

太平天国历法(天历)的颁布,为中外所关注,清王朝对此竭尽咒骂、诋毁之能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谢兴尧、郭廷以、孟森、罗尔纲、董作宾等前辈学者对天历作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弄清了天历历理,证明了天历纪支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日"差一日"。建国后,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对天历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拓展,成果更为丰富,但天历的研究并没有终结。     

泰戈尔访华:反对者的批评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曾在中国文化界引发了激烈论争并出现强力抵制,反对派的中坚人物陈独秀、沈雁冰、郭沫若等人却又是我国最早翻译泰戈尔作品、推介泰戈尔思想、追踪泰戈尔行踪的学者。泰戈尔主要在北京的文化界活动,抵制和批判的文章却多刊载于上海的政治性杂志。反对者的部分文章偏离实事,凭空杜撰。对此一事件的研究和评价亦多有舛误。对上述内容进行实证性的梳理,以期对一些认识偏失作出辨正。     

政治视域下的困厄文人透视——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时期,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文人们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面对政局的纷乱,文人们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从困厄文人与政治的关系维度考察,可以把他们分为政治型困厄文人、隐逸型困厄文人和矛盾型困厄文人。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建国后郭沫若两篇佚作笔名考释

1956年7、8月间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分别以＂龙子＂和＂克拉克＂为笔名发表了《发辫的争论》和《乌鸦的独白》两篇文章,通过对郭沫若以往笔名使用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以及＂龙子＂和＂克拉克＂笔名内涵的阐释,可以看出作为政治人物和文学人物并存的郭沫若的生存状态,进而对如何正确认识建国后的郭沫若给出了合理的解答。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转向与论争——以《中苏文化》为考察对象

抗战时期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群体，在皖南事变后，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转向。皖南事变前，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马派史家，以古喻今，参与学术论争，发表激烈政见，著述内容偏重革命性；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了文化高压政策，迫使马派史家的研究撰述向学术性转变。由此，史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扭转了此前盲目套用、牵强比附的局面，走出了一条既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的学术中国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