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风险及其社会责任

黄河三门峡大坝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该大坝在规划设计阶段"三起三落",于1960年建成并投入运行.经过两次改建和三次运行方式的改变,三门峡大坝实现了"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工程哲学是在哲学关注现实生活,并与实践相结合而诞生的.今天的人们不是生活在纯天然的原始环境中,而是活跃在人工自然的舞台上.寻求黄河中、下游两地区人民利益兼顾的途径是治理开发黄河所追求的长远目标.从人工自然的角度论述三门峡大坝工程的社会责任,有利于我们规避黄河治理中的风险,有利于建设生态黄河,维持黄河生命的健康,进一步完善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理念.     

李佳白在华慈善事业研究——以治水和赈灾为例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华传教的45年间,正是中国黄河水灾频发时期,他目睹了中国受灾人民的惨状,后在《万国公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探寻黄河水灾之原因,及其治水、赈灾之方法。虽然他的治理方法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但对于现今中国黄河水患的治理仍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重要意义。     

《道德经》水哲学在新时代黄河治理战略中的体现和适用

黄河治理不仅是一项系统的水利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老子以水观道,主张人类的行为要尊重和遵循“道”和事物的原初或原本状态,体现的是一种遵循自然、宽容平等、物尽所用的和谐法治思想。《道德经》为黄河的治理提供了道家哲学的支撑。黄河生态保护是老子天道思想的现代表达;黄河高质量发展是老子人道思想的实践路径。黄河治理中要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天人合一”,要善用“无为之有为”和“有为之无为”思想来指导黄河治理,以“谦下”和“不争”来进行黄河治理责任和权利义务的配置。     

中国式现代化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定位与路径探析——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时代特征的认知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社会治理共同体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彰显着中国特色的人民性、共享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明确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色内涵与时代特征,可更加包容系统地整合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主线,秉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科学规范,践行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方式优化,从贴近群众、扎根人民、回应基层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治理的稳固根基与人民共识。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

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特殊地缘关系使该区域在保障国家国土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加强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保护，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黄河流域的生态建设是利用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从根本上突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将黄河流域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更加符合民众生存的生态环境及其和谐发展的状态，为流域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为了人民、发展实践依靠人民、发展成效人民检验、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其战略定位是将黄河打造成为“人民的幸福河”。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浅谈新闻宣传 如何助力城乡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把城乡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精耕细作,锐意创新,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日益美好的生活。     

黄河铜瓦厢决口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

18 5 5年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后改道北流 ,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改道之初 ,由于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 ,无暇顾及河工 ,只得任黄水漫流。此后几十年间 ,清政府内部就黄河回归故道还是改道北流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这场争论对黄河治理及近代山东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

黄河图在清代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乾隆中期,河南段黄河出现严重河患,河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治理黄河,绘制呈奏黄河图,向乾隆帝、朝臣汇报河务信息,并为清廷进行黄河河政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彩绘本《豫东黄河全图》是乾隆中期河南黄河河患治理情形的集中体现,直观反映了清代黄河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略,表现了清代的河政运作和文书流转方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

我国的黄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冲决,给沿河地区劳动人民带来严重灾害,因此治理黄河成为政府的一项重大工程措施。汉武帝刘彻就曾亲临瓠子(在今河南濮阳县)督率群臣“负薪塞堵”。以后,历代皇帝中亲自参加治理黄河工程,持续达三十年之久的,只有清康熙帝玄烨。大家皆知,玄烨任用过著名河臣靳辅,取得卓越成效。但是靳辅于康熙前期死去,后期的工程乃由玄烨亲自设计指点。玄烨六次南巡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黄河。虽然也兼有“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以及笼络争取南方知识分子的目的,然而这都属于次要的。玄烨治理黄河有两种要求:一、维持漕运;二、消除河患。黄河自西向东,运河从南往北,它们势必交会于途。因此,如果黄河不能治好,运河必然受冲。这一来,每年几百万石南粮便无从输送北京,供给断绝,影响殊大。由于黄河进入下游平原,无所约束,四出漫     

吐谷浑与丝绸之路

本文认为,吐谷浑以西周时期的穆王道、春秋两汉的羌中道为基础,先后开辟了从羌中—湟水通往白龙江的西蜀道（含松潘道、岷山道）,沿羌中—湟水逆行从祁连山各口进入河西走廊张掖的南山道,沿湟水西南通往黄河源头的白兰道,湟水向西域的羌中古道和吐谷浑到吐蕃的吐蕃道,为中西商贸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在东汉建都洛阳后确立了这个区域的文化学术中心地位 ,虽然在两晋之际一度衰落 ,但是那些南渡、北避、西逃的文士们 ,成为此后北朝学术和文艺走上复兴的重要力量 ,为南北文化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东汉白波垒古战场考察报告

东汉末年,大规模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其余部以郭太为首的一支复起于"西河白波谷",并于此构筑垒壁为依托,拥众十万,转战各地,坚持斗争十年之久,成为山西地区古代组织最严密、规模最大、持续最久而历史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由于古来文献记载失于过简,"西河白波谷"及其白波垒所在,长期扑朔迷离,学界歧议迭出,莫衷一是。文章系作者就此问题在考订文献基础上,两度深入现场之野外考察报告。     

西汉张骞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发现西汉王朝对西域和西南夷的开拓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西汉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张骞的西域之行及其远见卓识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民族及西南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创建了不朽功勋。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西汉经营西南地区的政策及其分析

西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期。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从汉初的“关蜀故徼”措施到汉武帝时的积极开拓政策,并设立郡县进行有效地管理和开发,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中央对西南夷地区的政治关系,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民族融合和疆域的扩大及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西汉黄河瓠子决口的成因及治理

西汉黄河瓠子决口及其治理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科技史的角度研究西汉瓠子决口的地点与成因，探讨河决长达23年不治理的原因，以及瓠子堵口所使用方法与技术，还有宣房宫遗址的确认论述，重点对我国西汉时期黄河决口的治理方法进行研究。     

中原文化、海岱文化的互动与汉民族的形成

中原文化植根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海岱文化植根于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两地无山河阻隔,交通便利,自古以来经济联系紧密,文化交流互动频繁。在中国古代,除华夏族之外,东夷族和苗蛮族都是构成汉民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史前和先秦时期,东夷人和华夏人的交往十分频繁。正如傅斯年所说:“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华夏人和东夷人在长期交往、杂居共处中逐渐融合为一体。西周以迄战国,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更为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与互动,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统一的较为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汉代儒学在全国传布,从而在构建共同的民族心理、促进汉民族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晋阳古战场考察报告

自古以来,河东——山西地区由于所处战略位置冲要,战略形势完固,向为国家安危兴亡所系。晋阳是河东——山西的中心,是以为兵家战守必争之地。历史时期发生于晋阳的战事达50次以上,该文系集中就其中战争规模颇大、旷日持久而历史影响既深且巨者,春秋晋四卿晋阳之战、西晋刘琨晋阳抗战、唐李光弼守晋阳之战、五代唐晋太原之战、宋平北汉晋阳之战等古战场,提出文献考证和野外考察报告。     

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当关注的历史事实。认为当时黄河流域的竹林非“自然生”、“皆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的意见缺乏论据。竹林分布的变化,实具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以“竹”的分布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