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闻一多之死--读谢泳《血色闻一多》

不论是一部长篇巨著,还是一则袖珍短文,作者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它们一种基调,这种基调在整部作品中洇化开来,然后氤氲不散,让读者很能感受到一种气氛.尽管作品中有时也会有与基调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字,但那是基调所需要的.没有这种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字衬托、调和,基调反而显得太稠太浓太纯,有可能给读者造成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反而损害了作者的本意.     

最近30年闻一多诗歌研究综论

闻一多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1920年代起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他的诗歌作品及诗歌理论的评论性文章,近几十年来,有关闻一多研究有了较全面的推进.本文从诗歌作品、诗歌理论、诗人比较等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有影响的闻一多研究论文和著作进行分类介绍,并做简要评析.     

闻一多与顾一樵

一九四七年六月,闻一多先生遇害一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次长顾一樵(毓琇)在《文艺复兴》第三卷第五期上发表了题为《怀故友闻一多先生》的悼念文章。作者不仅以沉痛的心情回忆了与闻一多早年在清华学校同学订交、一起赴美留学、学成回国在母校教书共事的友情,而且披露了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婉言谢绝顾一     

闻一多与抗战文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相关的真知灼见。在西南联大，闻一多组织排演了《祖国》《原野》等抗日话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闻一多认为，在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要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时代的鼓手”出现。同时，他认为民歌中所蕴含的“原始”和“野蛮”，也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闻一多还认为，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任务，文艺要下乡，进工厂，回到群众那里去为他们服务。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大力提倡抗战文艺，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而提倡复古，而是继续呼唤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大贡献。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迄今已70多年。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对闻先生的新诗有着深切的感悟并作了认真的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此前饶孟侃先生、朱湘先生等也发表过文章,但似尚未把握其精髓。沈从文先生在193o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3卷2期上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标志着对闻一多新诗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出现了一个纪念和研究闻一多的高潮,大批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和对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研究文章发表。此后,除“文革”外,闻一多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在新时期,闻一多研究出…     

对闻一多研究的建议和期待

本文认为培养闻一多研究青年学者是当前急迫的任务,其中尤其需要培育良好的学风;提高闻一多研究水平,基础是把握历史真实,不应孤立地研究闻一多;闻一多学术成果的再研究是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闻一多新诗及诗学研究还有空间可以开拓;应该加强闻一多及其作品的普及与宣传工作。     

闻一多《红烛》《死水》批评接受史综论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读者对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死水》的阅读接受的态度、兴趣和言说重心不断改变,大体而言,经历了备受冷落、同盟者热捧、褒贬共存、政治意识形态化阐释、学理性解读等五个阶段。这种变化与政治文化气候、文学场域、阅读接受语境以及诗人自身命运的改变等因素密不可分。《红烛》、《死水》内在的政治文化取向和审美质素,满足了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意义阐释需要,参与了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文学建构,也因此实现了自己的文本价值。     

闻一多先生论古代文学

本刊曾于1979年和1981年先后发表过郑先生所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闻一多先生论楚辞》,颇受好评。这里所刊载的为其续篇。文中资料丰富,文论精深,不仅对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有示范作用,而且也为后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治学方法。因文字较长,这里先发其中第一部分,余者待下期刊完。     

论闻一多诗学的"多元意识"

论文探讨了闻一多先生诗学"多元意识"的独特表现选择一个对象,自觉地从多元视角进行思考,获得原创性的学术成果;说明"一中求多元"的方法论成果,假使没有发生学和本体论层面的证明,必然滑向一元论的陷阱.闻先生"并重"、"互证"即"一中求多元"的理念止于方法论,是他那个时代学者的宿命,也是困扰今天学者的一大难题.     

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

一提起闻一多,人们便会马上联想到“新月派”,而一提起“新月派”,人们也会马上联想到闻一多。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文艺理论家”,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主将、中坚分子”,这样的结论似乎是铁板钉钉,丝毫不能移易的了。因此,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是这么写,不少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熊佛西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悼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就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     

论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及其他

闻一多曾在通讯中骂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只诲淫而无诗。他的这种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如胡梦华认为轻薄并有向恶倾向,是不道德的文学。但周作人等则为《蕙的风》辩护,认为做得就说得,并暗指胡梦华是伪君子。鲁迅更给胡梦华扣上锻炼周纳的罪名。如果认为周作人等为《蕙的风》辩护错位,那么我们必须肯定闻一多批评的价值。因为周作人除夹杂人身攻击外,更多是围绕道德标准的文化取向角度纠缠,实际是偏离了文学本身。而闻一多既从道德标准,更从诗之本身即艺术审美价值角度立论,这就抓住了关键。因为诗亦属系统工程,是更为复杂的金银盾,即不仅需要内容精纯,还需要艺术精湛,任何方面都不可缺失。     

闻一多诗中的色彩美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是一位具有卓越贡献的诗人。他的诗集《红烛》和《死水》,不但给人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和鼓舞,而且也给人以艺术上的多方面启迪和丰富的美感享受。恰如臧克家同志所说:“‘五四’以来有成绩的诗人很多,但艺术特色鲜明,卓然成家,使人读了诗就知道它的作者的人,并不多。一多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种突出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讲求语言的色彩美,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一) 闻一多向来重视诗歌的色彩。这种重视,与诗人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闻一多从小就喜欢美术,早在十一、二岁时,就能画得一手相当真切的山水人物。进入清华学校后,更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据     

闻一多文学创作析论

闻一多先生的文学创作,主要在文艺创作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表现在注重现实生活、注重思想意识、注重表现艺术三个方面。     

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

新月诗派是新诗史上第一个新格律诗派,同为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却有着不同的诗律论。闻一多追求的是音尺连续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韵律的诗;徐志摩追求的是意顿对应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旋律的诗。两种诗律形式各有优势,体现的是新诗的两种节奏体系,可以平行发展。     

闻一多书籍装帧封面的视觉要素分析

闻一多是现代一位出色的装帧家,装帧作品虽然不多,但精品不少,尤以封面设计作品较为突出。闻一多的书籍封面设计,在视觉要素运用上,文字新颖多变,图形表现兼容并蓄,色彩运用简洁鲜明,为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闻一多强力情感文艺批评观

闻一多的文艺批评文章不多,但能够摆脱流俗见解,紧紧抓住文艺的情感要素,形成自己的批评体系。他强调情感在作品中的核心作用,避免以狭隘的思想性来衡量作品;强调审美情感要具有力的美,反对轻柔萎靡的艺术倾向;强调个人情感体验与时代精神情绪的完美融合,避免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歧途,并以自己热情洋溢的批评文风,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上)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第五期曾连续发表了郑临川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反映甚佳。现再将郑先生记述的《闻一多先生论<楚辞>》发表于此,以飨读者。郑先生在附记中说: “这是一多师1940—1941年关于《楚辞》专书选读课程课堂讲演的一部分。当时讲的内容很丰富、精彩,有的经过先生自己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报刊上,有的已收入出版的专著《楚辞校补》一书里,还有的曾写成若干篇通俗杂文在旧社会流传着,它们都被收进了旧本《闻一多全集》。这里记述的八个片段,是经过选择整理出来的,带有拾遗补阙的性质。尽管里面好些论点还可以讨论,有的只由先生首次提出而来不及作深入的探索,有的在后期先生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但从这吉光片羽中仍可看出先生治学的不走老路,独辟蹊径的首创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而应加以继承发扬的。”     

论闻一多爱国诗歌的文化特质

每一时代，爱国都有它特殊的具体内容，同样，每一个爱国者哪怕他们同处于一个时代，其爱国的方式和追求的内容也显示着不同的个性特质。作为现代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曾被朱自清先生誉为“唯一的爱国诗人”，现代史上和闻一多同样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爱国作家也很多，那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闻一多受到如此推崇呢？这不能不归究于其爱国诗歌独树一帜的特质。闻一多曾经这样剖析他与郭沫若的不同：“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     

闻一多批评易卜生问题剧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及功过

1926年,闻一多发表《戏剧的歧途》,猛烈批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问题剧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很多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如反对一味灌输思想,强调艺术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境地,以极端唯美追求与艺术功利价值取向相对抗.易卜生和闻一多都是复杂的存在,前者中期的现实主义是在诗化中表现的,后期的象征主义则淡化了社会问题;闻一多则在后期转而强调文学的社会效能.他们的这些转变并非历史的宿命,实为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