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

法治信仰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应该使宪法和法律成为有效治理的最高权威,否则缺少法治的纬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是国家治理效益最大化的内在需要,它能够间接作用于国家治理过程,从而减少治理阻力,激发治理活力,提升治理能力,凝聚治理力量.法治信仰不应该只成为个别人的信仰,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     

树立法治信仰应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法治精神的最有力行动。理性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法制文化是树立法治信仰的重要环节。优秀的传统法治因素是树立现代法治信仰的根基，而落后的法治观念则会阻碍法治信仰的形成。因此，树立法治信仰应理性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与弘扬优秀传统法治因素、加强传统法治思想的现代转型、处理好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法治思想与借鉴国外先进法治体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等，以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法治信仰的形成。     

论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在现代社会,法治不能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和规范公民行为的制度体系,还应成为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明晰法治信仰的科学内涵和价值功能,正视公民在法治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吸收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健全普法教育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权利意识等方面促成公民对法律价值的强烈认同,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可行路径。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界定:场域、人格与观念

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可以从场域新形态、人格新样态与法治新价值三个维度予以界定,"生态人"是存在于环境法场域之中的一种重要"人之形象"."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有资格成为法律世界游走的人."生态人"具备主客观认知能力,对法治有其自身独立的理性价值判断,并内化为自我的信仰.     

柏拉图哲学中关于"善"的存在论特征

古希腊的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是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特质,而这两种精神的统一与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分不开。因此,从柏拉图哲学中关于善之相问题的理解及其来源入手,通过对有关善之相界定问题的文本解读,以日喻的阐释为线索,分析柏拉图关于善之相论述中所拥有的理性与信仰的重叠性内涵,揭示直观认识与逻格斯认识所蕴含的意义,有利于从一种新的视角深入理解西方精神中理性和信仰的统一。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

现代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可以预期、可以预测,从而能够带来一种社会治理的确定性。现代法治发轫于近代西方,通过回顾和反思近代西方法治的实现机制,可以发现:只有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才能够保证现代法治的实现,而近代西方形式理性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数学思维,从而也就决定了只有通过数学思维所构筑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形式合理化。由此,也表明了形式理性、数学思维与现代法治的实现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论我国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心理基础

法律信仰主要有两种:法律虚无主义与法律至上主义。在社会治理结构中,人治与法治是最基本的治理模式。然而,在一定的社会中,人治与法治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人们的法律心理也就不同,以不同的法律心理为基础,形成不同的法律信仰。在我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完成法律信仰从法律虚无主义走向法律至上主义,首先必须完成法律心理的基础转换。     

法治是新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法治是新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结合新疆实际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实现治理现代化,以达成法治新疆的目标;推进法治新疆建设,必须树立法律信仰,培育法律思维。     

从"体制型"法治走向"生活型"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层次要求,在于建立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只能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根基上才能实现。脱离社会生活和大众基础,单纯依靠强制性的体制建构,无论这种法治在价值上多么高远,最终只能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从“体制型"法治走向“生活型"法治。     

依法治疆 团结稳疆 长期建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化,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法治在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弘扬法治精神,引领法治实践,增强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推进法治新疆建设进程稳步向前迈进;加强地方立法,以立法为引领,推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作用机理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都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法治建设需要的内容。法治建设的重心也需要逐步深入转向凝聚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根基、形成法治信仰。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滋养法治精神的灵魂,能够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推动公民法治信仰的知行统一。法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外部条件和刚性支持,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良性互动、同频共振,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向善向好。     

浙江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对于建设“法治浙江”更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本论文在对法治文化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浙江法治文化的基本特质:民主性、凝聚性、先发性、前列性和开放性,并阐析了培养法律信仰、确立法律至上,强化主体意识、厉行公权约束,弘扬程序正义、倡导理性文化,为浙江法治文化建设之基本路径。     

培育全民的法律信仰是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真正意蕴 ,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法治的内在驱动力 ,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而我国从历史到现实都缺乏法律信仰 ,也正因如此 ,我国在实施法治战略的过程中屡遭挫折 ,步履艰难 ,法律自身与社会民众难以融合。因此 ,寻求两者的整合机制就成了我国实现法治的关键 ,这一机制就是法律信仰。     

捍卫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传统性结构

为了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性结构免于破坏,博兰尼反对怀疑一切而主张有限度的合理怀疑,怀疑尤其应止步于根本性信仰。这一限制基于信仰的本性和理性本身的有限性,即信仰由于其超验本性是无法得到充分证明的。在此需要一种理性的谦卑,承认理性能力在信仰问题上的局限。他相信,人只有在有所敬畏时才强大、高贵,不致沦落到受奴役地位。     

现代国家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

德治与法治是统一的社会治理过程,欲致国治,必先治德,这是国家治理进程的基本规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德治与法治统一的规律,大力弘扬科学理性,大力张扬法治权威,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推进实践创新,把人们的思想意识引导到推进科学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上来,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     

论中西怀疑论的差异

从知识、信仰和理性三个层面比较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不同的怀疑精神,可以看出西方怀疑论是一种向外探求知识和信仰的理性的冲动,充满痛苦和分裂,遵循的是逻辑方法论的一般程序;中国怀疑论则是一种向内退缩的无知无欲无为的非理性体验,回归到幸福的满足心态,在诗化的表达方式中走向沉默和无言。     

莱布尼茨论理性和信仰的一致性

关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的争论自古希腊开始，至今仍在继续。有人主张将理性与信仰进行分离，将二者各自局限在不同的领域之中，如理性只是属于哲学领域，而信仰归属于宗教领域。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和信仰具有一致性，只是对二者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13世纪经院哲学的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是持有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他将理性引入神学，打破了理性和信仰分离的状态，只是他更加侧重于信仰高于理性。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探讨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的。从同样的知识论角度出发，研究理性和信仰关系问题的还有约翰·洛克，只是洛克更重视理性对信仰的作用。二者对莱布尼茨探讨理性和信仰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人法律信仰结构的张力与融合——一项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社会学考察

由于受传统中国小农经济格局、大共同体本位政治格局及礼治文化惯性等影响,当前中国人的法律信仰结构表现出实用理性的特征。这种实用理性实则为一种民间社会运作的个体理性取向,这种信仰结构不能适应法律信仰的症结在于中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的功利性、工具性、多变性,未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未来迈向法治进程的关键在于改造这种理性逻辑以及相应的信仰结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选择可能在于,在日常的习俗层面上通过组织能力的培养逐渐建立起中国人的规则感,让规则成为中国人本体性安全的重要依靠对象。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