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依据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文章发现:农民工成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市民可以接受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邻居、朋友乃至老板,但难以接受他们成为家庭成员;市民高度认同"农民工干了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危险活"的说法,但他们对农民工的评价总体"一般"偏下;市民赞成农民工应该与市民一样同等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并不认可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影响对农民工权益评价的主要因素是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与单位内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越正面;与单位外农民工交往越多,对其权益评价则越负面.对农民工看法和态度的差异,表现了城市居民不同群体的分歧和矛盾.它是二元经济体制在城市居民价值观和社会心理上的表现,是研究农民工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城市视点：近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构成研究

本文以城市为视点,从社会史的角度,认为城市农民工群体地域构成具有鲜明的地缘色彩;性别构成存在着严重的性比例失衡现象,性别分工较为清晰;年龄构成显示出"年青化"态势,精壮劳力构成该群体的主流;与此相应,家庭的"小型化"趋于普遍。由于进城农民素质构成难以适应城市化对"现代人"的要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在职业构成上被脏、累、差、险以及"低贱"职业所选择而不得不屈居社会下层。     

进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及其解释

中国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不仅造成人力和经济效率的损失,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带来了严峻的社会管理问题,不利于社会融合和社会互动。从农民工的角度看,高流动性是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在提高收入、改善工作条件等愿望的促使下,通过自身不断"试错"的方式,以期获得匹配的工作。因此,外出年限、社会融入等差异所导致的获取和鉴别市场信息能力的不同使其流动速度存在差异。从企业的角度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出口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努力保持劳动力的低工资是必然的选择。企业非正规的用工制度、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分割和外出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隔离造成政府监管缺位,社会监督失灵,道德约束失效,农民工正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年轻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不断换工作,或中年后被企业辞退,导致过高的流动性。     

边缘的建构与维护——从话语权力的运作看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二元结构下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很多学者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分析农民工问题,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斥。本文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借用福柯"话语"的概念,以及关于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尝试分析在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农民工的"他者"和边缘地位是如何被主流话语建构和维护的。     

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途径——基于经济法视角的探讨

在当前发展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显著地非传统性特征,他们面临着保障权益的缺失和现实的生存困境。基于经济法视角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应为:逐步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差异,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逐步建立公平就业、平等教育体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老一代农民工的主体策略与身份再生产 ——基于E地铁工地农民工的考察

通过研究E地铁工地的老一代农民工,发现受制于城乡制度区隔、社会区隔、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以及家庭生计维系等多重结构因素,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采取了生存伦理的日常实践策略,并在行动层面表现出总体服从的特征;而在劳动权益受损时,则发展出以农民工身份作为武器的维权策略,并伴随维权目的的达成而强化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概言之,在多重结构因素约束下,老一代农民工基于当前利益计算的主体策略,在满足其经济诉求的同时,也大大延缓了其身份转变的可能性。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探析

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角度分析了其社会权益保障的缺失,表现为：政治参与权得不到尊重,参与渠道不畅;劳动就业权保障不到位,存在就业歧视;文化教育权重视不够,再教育机会匮乏;社会保障权实施不全,权益缺失严重.究其原因,既有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和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等制度因素的阻隔,也有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障碍等非制度因素的羁绊.提出应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着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平等的社会管理模式;加大立法、执法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注重技能培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等对策.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救济探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进程中,农民工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权益保护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除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雏权意识不强、维权能力弱等原因外,现有体制同题和法律救济渠道不畅也是当前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为此,应通过尽快出台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加大劳动监察的监察力度、建立健全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为农民工诉讼开辟"绿色通道"等措施,加大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救济.     

关系与排斥:进城农民工生存境况的社会学分析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面临的依然是以"关系"为特征的人情社会。"关系-人情"能满足农民工的情感性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在交往互动中,农民工尤其是中下层农民工易于过度依赖同质性群体,呈现情感互动的"内卷化"趋势;同时,由于部分权利缺失和权力剥夺,农民工也面临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境遇。"关系性排斥"是农民工在文化历史环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三重作用下遭受的困境,要从政府、社会层面出发积极改善这种困境。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农民工城乡迁移,是影响中国农业转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借鉴推拉理论梳理影响中国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的因素,区分并显化土地权益在其中的作用,提出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土地权益三个假说.并利用南京市的农民工1062份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工流动方向为参照确定留在城市与返回农村作为各自对照组,通过多项分类logit回归分析计量各因素对不同迁移方向意愿的推拉作用.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的巨大动力;城市就业环境的好坏虽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但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对恶劣就业环境有较强的耐受力;土地权益则在农民工城乡迁移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总之,规避风险并寻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民工城乡迁移行为决策的逻辑基础,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必须重视土地为农民工所提供的退路保障.     

浅析民间组织在农民工维权中的作用

当前,农民工维权问题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国家农民工管理制度滞后以及农民工自身原因。针对这两个问题,国家在积极探索农民工管理制度,并且专门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案例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去探索新的管理渠道,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组织,参与到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中来,让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规范下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预防”、“盯防”、“消防”的作用。     

中央与地方权力场域视野下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是与该群体在不同范围的社会公共空间中,得到的特定的、具体形态的主体界定相联系的。只有区分中央与地方不同权力场域所对应的公共空间,才能明确不同群体所需要获得权益保障的"弱势"状况。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体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的权益保障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困境及突破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群体生态和个体追求特征。在个人发展诉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权益平等、寻求在城市中的归宿感以及角色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二是缺乏话语权,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三是"工厂专制政体"下劳动环境条件的恶劣;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为突破困境,要进行制度纠偏、疏通利益诉求渠道、改变"工厂专制政体"和建立"身份认同"。     

农民工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政治参与是表达、维护、实现个人及团体利益的现实途径。农民工权益维护是这一群体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农民工与其他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都低于其他社会阶层。究其原因,从宏观讲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转型滞后;从微观看是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低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因此,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程度和质量,维护农民工权益,必须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战略思考——基于武汉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     

农民工社会工作的政策框架探析——基于增权的视角

调查显示,农民工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身心健康处于高风险状态、劳动权益维护需求与维护资源供给差距较大、社会支持网络脆弱、社会融入程度较低等。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实践在面对并回应这些问题时,在政策法规、企业劳资谈判、社会力量发展等方面,可使用的资源严重缺失。为了维护农民工绝对权益和相对权益,政府需要构建能满足农民工需求或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服务于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     

宿舍劳动体制、计件制、权益侵害与农民工的剥削感——基于珠三角问卷数据的分析

珠三角外来农民工对剥削的感知是一种绝对剥削感,而不是市场利益或企业利润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对划分所引发的相对剥削感。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数千份问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宿舍劳动体制对农民工剥削感产生没有显著影响,计件制也同样没有显著性影响,相关理论视角在分析中国农民工时存在较大局限。劳动权益与人身权益遭受侵害的农民工更可能产生剥削感。因此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建立之关键,在于保障农民工基本的劳动权益和人身权益。国家应该加大落实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力度,让农民工更加有尊严地劳动。     

农民工的就业排斥问题研究

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劳动力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社会就业政策和制度设计时的重点考虑对象。由于历史制度的遗留问题的存在,农民工仍然承受着不同形式的就业排斥,在经济地位、心理感受和福利享受等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农民工就业排斥主要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市场失灵、社会等级文化观念以及农民工个人素质较低等方面因素影响,并提出要健全劳动立法、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机制、提升农民工素质,以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农民工劳动权益解读与保护

农民工的契约主体身份转型、契约环境转型和组织机制转型有助于理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的现状及其原因。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维护需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方面的自我强化,政府应在立法、行政、司法、普法和法律援助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进行维护。     

农民工充权的实现路径

农民工是社会的重要主体,农民工充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实的重要课题之一。那么,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农民工充权问题相应的实现路径是:农民工自我权力意识的唤起;掌握权力上的自我灌输机制;权力运用的保障措施以及充权的认同氛围(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