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智德观的四大差异

先秦儒家与古希腊的智德观主要存在四大差异:在智的内容上表现为人事之智与自然之智的不同;在智与德的关系上表现为仁智合一与德智相分的对立;在智的地位上表现为智从于德与德从于智的区别;在追求智的目的上表现为成圣成贤与认识自然的迥异。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智德观的差异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反映,由此开启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即德性文化传统与智性文化传统。     

论电视接受主体心理的“三重奏”

电视接受是一种实质性的精神消费,精神消费的核心是心理问题,从接受主体出发,这种心理表现为人本心理及其在变异过程中的寻求与满足.由于电视接受主体受制于社会属性,故电视接受心理一般表现为社会性变异.当我们以电视接受中的艺术接受为主要描述对象时,便会发现以人本心理为基础,以社会属性为制约的这种接受关系在更高层次上是一种审美关系.在电视文艺接受中,它表现为审美情境的产生,在电视其它形式的接受中,它表现为道德心理的认同与超越--一种审美感的伴随性感知.二者共同构成电视接受心理的"审美升华".在电视接受中,人本心理、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是三位一体的.     

司马光对宋朝周边政权的态度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司马光对待宋朝周边政权的态度。在策略上，注重御之以德，防之以谋；在军事上，维护边境和平，反对轻开边隙；在经济上，注重利用经济优势，以交往促和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与文化特征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由基本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构成。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主要体现在为政之本、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为政之谋与为政之要上。透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容,作者还勾勒出了若干文化特征     

《吴子》:文德武备，内修外治——先秦兵家思想研究系列

吴起是战国初期卫国的兵家代表人物。他继承姜太公《六韬》《司马法》中由政治到军事的思路,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固国强军方针,在文武兼修、以德治军的基础上提出“义兵”“慎战”的军事主张,首开《论将》《治兵》篇,专论“总文武”“兼刚柔”的将领管理要求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兵理论,论析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作战原则,对于丰富先秦兵家军事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     

因言何以获罪? ———“谋大逆”与清代文字狱研究

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产物.那么,因言何以获罪？获何罪？如何处刑？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定罪处刑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隋唐之前,对文字狱的处罚,罪名不一;“十恶”定型之后,主要以“大不敬”处罚;明清时期,由于“大不敬”条文的变化,使得“谋大逆”取代“大不敬”成为处罚文字狱最主要的罪名.通过对“谋大逆”的发展源流、内涵等的仔细辨析,我们发现,恰恰是“谋大逆”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方便了统治者在文字狱认定及其处罚上的任意所为.最后,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清代文字狱也并非全部是按照“谋大逆”定罪处刑,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谋大逆”为首的罪名群,为了加强治理效果,也往往会使用杖毙等法外之刑.     

以德治学断想--纵谈我国高校学术歪风及治理对策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表现在教育战线上就要以德治校、以德修己、以德育人.本文拟从分析近年来我国高校学风中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出发,简要探讨其原因,并就如何提高高校学人的道德水准、减少或杜绝有关学术积弊谈谈一己之见.     

色·才·德——刘向《列女传》女性审美内涵解读

色、才、德是古代文学作品对女性审视的三个维度,刘向<列女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以女性为主角的文艺作品,该作品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美的认识态度无疑具有强大的审美影响力.在<列女传>女性塑造中,表现出对"色"的理念颠覆与淡化,以及对"才"的关注和全面认识,而对"德"的高度礼赞是<列女传>女性审美的最强音.色、才、德三者的重要性依次逐步增强.<列女传>女性美学呈现出一种游离于现实环境的理想性状态,从而为传统女性审美注入了新的因素.但对"女色"的抵制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合理性.     

孔子德治学说再认识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德治”。孔子德治学说源于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中,“仁”学是德治的思想基础,重视发展生产,提升经济是德治的物质基础,以民为本是德治的基本前提,正己正人是德治的关键,德教为先则是实现德治的理想手段。孔子德治学说的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在其新民学说中,明明德是新民的基础,而新民是明明德的目的.从内在依据、主体、方法、心理基础与落实等方面可以看出,朱熹的新民理念具有明确的内在逻辑结构,对该结构的分析同时就是对“新民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具有理论优势.不过,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其新民学说在政治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分界观念.解决之道在于平衡君子的责任与个人自主.     

试论江泽民政治分析模式

江泽民的政治分析模式是江泽民构建其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其认识和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江泽民政治分析模式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揭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本质;第二,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探索民主政治建设和根除腐败等政治问题的解决途径;第三,从经济的独特视角认识和分析现时代的政治发展问题;第四,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构建政治文明观,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领悟和掌握江泽民的政治分析模式,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浅析蒋介石访苏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文章通过对其 192 3年访苏背景、要点的分析 ,探讨了此行对中国革命以及蒋介石个人政见形成的影响。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江淹“才尽”之梦解析

“江郎才尽”与江淹自己宣布的一个梦有关,其时在建武四年(497),正当齐代政局发生变化、王融政变失败、萧鸾独揽朝纲大开杀戒之后。江淹此时表示要淡出文坛无非是为了降低知名度,远祸全身;同时也可以体面地解释自己创作水平的下降。     

德性伦理与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不能化约为个人伦理,但包含德性伦理。德性伦理以行为者的德性为核心,以其幸福为目标指向。企业伦理既包括规范伦理,也包括德性伦理,其中德性伦理是企业家和员工所应具备的经济美德,其德性观、实践论视野、团体论视野、幸福观和成功观都有力地支持着企业伦理,但德性伦理还需要规范伦理作为副本,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二题

蒋廷黻认为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文化的历史。由此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建构他的中国近代史话语。蒋氏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有很强的西方思想背景,特别是马士对他影响很大。蒋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又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的产物。193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及《独立评论》的政治取向是蒋氏言说中国近代史的具体语境。蒋氏希望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能为当时的抗战建国作贡献,他所写的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