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的城乡困境书写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动,对进入城市的"异乡人""边际人"的生命处境和身份建构表达充分关怀,同时也对现代化浪潮中乡村的命运予以深切关注。新世纪"乡下人进城"文学聚焦于"进城"的前因后果,着重围绕城市文明的弊端及乡土文明的现代转型展开叙事,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传达了作家的现实关注及人文关怀,但同时也存在叙事伦理偏执、创新缺失、类型化、符号化等局限。     

从"婚变叙事"看新时期小说中进城乡下人的边际人格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形象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形成了一种边际性人格.它直接反映在爱情婚姻的冲突上,具体表现为情感与功利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导致一场"婚变"事件.新时期小说作家套用我国传统文学的"负心婚变"叙事模式,演绎进城乡下人的爱情婚姻故事,流露出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和乡村道德立场,折射出知识者自身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困惑.     

"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都市文化批判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乡土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的过程.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忠实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读到许许多多"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新世纪,随着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以"乡下人进城"为主题的小说更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这些小说大都展示了进城后的乡下人在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冲突中的尴尬处境.其中有部分佳作延续了"五四"的启蒙和人道主义传统,从权力文化、消费文化与契约文化等角度对当下的都市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展示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实绩.     

论农民工主题写作中的"返乡"叙事

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广泛的社会潮流.在此背景下,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更成为世纪之交"乡下人进城"文学和"底层写作"的主要表现对象.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的农民工主题写作中,对人物的命运结局设置存在两种叙述模式,或是留在城市,或是返回乡村.乡下人怀着渴望与憧憬从乡村逃离来到城市.而城市生活的碰壁与对乡村的眷恋则使他们纷纷踏上归途.与"乡下人进城"相对应,"返乡"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一种包含丰富意味的文学形式.     

城乡文化冲突下的“农民工”形象叙事研究

当下文学受社会农民工潮流的影响,对进城农民的描写形成一个创作的潮流。当下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场景设置,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农民工形象心理流变的历程图。作家并没有单纯描摹进城农民生存境遇,而是把农民工放在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的冲突下,进行叙述,展现了进城农民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精神世界。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先后出现了知青下乡和民工进城两次大的人口迁徙。文学叙事对这两次逆向人口迁徙经验的描述,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离"家"苦难。两者的差异在于,知青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包含着英雄主义的主题和浪漫主义激情,民工进城的文学则是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呈现为另类的苦难。知青文学的叙事重点,是精神拯救问题,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则包含着叙事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人口迁徙的这一转向,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从一种革命的行为转变为一种经济的行为,务实的生存逻辑反映了社会对城市文明的肯定和对乡村文明的扬弃,这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两难的价值选择。新的道德原则的建构应该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性的同时,重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的自我提升。     

20世纪90年代文学审美伦理的失据与抗争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逻辑与现代传媒语法的＂合力＂作用下,文学审美伦理的传统向度在社会语境的置换中失却规约性,开始由＂唯审美＂的终极超越性滑向＂泛审美＂的日常经验性,表现出奔赴世俗、走向休闲、陷于颓废的叙事症候。在文学审美伦理失据的＂人文精神＂溃败时代,文学审美精神不仅在＂人文精神＂的文化大讨论中以及一些传统作家坚贞的文学写作中继续传递,而且还在作家与大众文化＂合作＂的＂触电＂写作中,以迂回的＂曲线＂姿态进行审美的精神表达与价值抗争。     

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中国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文学的乡土叙述内涵着生存命脉与文化命脉的双重纠葛.在生存命脉视角中,作家产生的是对乡土与传统的怨恨,乡土叙述构建起的是现代性的"发展"道德神话;在文化命脉层面,作家难舍传统文化"家园"情意纠结,据此展开对现代和城市文明的怀恨式批判.由于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价值体系作为审视的基本视域,中国作家的乡土书写普遍存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道德互否"现象,被动地陷入"两极作战"的道德窘境.当下中国作家的乡土写作,需要在认识论上突破现有误区,不能纠缠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思维构架中,而要在更高的价值视点下审察乡土的现实命题,同时要正确处理经验事实与文学事实的差异性关系.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的思考

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定用语,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认识和发挥根本大法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以修宪的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条文,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强有力的宪法保障。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论云南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以儿童散文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异军突起,蔚为大观,汇聚成了很有影响的"太阳鸟作家群"。这一群体中的儿童散文作家,以独特而新颖的视角,用朴实而纯美的语言,赞美和歌颂了云南鲜明多彩的地域特征和令人神往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审美风格,在现当代儿童文学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     

论秦皇岛市城市形象定位

长城文化是历史文化遗产中大众认可度最高的,本身就含有品牌价值,要充分利用这种品牌效应;秦皇岛市正是长城资源的名城,占有地域优势,这为在秦皇岛市打造长城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立足秦皇岛市长城旅游资源,将＂长城游＂打造成秦皇岛市文化旅游的重要品牌,打造＂长城名城＂的崭新的旅游形象,在旅游产业的激烈竞争中突出特色,既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也能取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将长城文化旅游与城市形象宣传结合起来,提出立足文化特色,打造城市形象;整合旅游资源,完善旅游线路等策略,以期推动秦皇岛市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形象的重新定位与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