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视野下的中西哲学的解释学特征

周光庆认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注释的心理机制——兼谈字义、字的组合义与语境义的解释

此论文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注释心理机制的探究,讨论在这一心理机制下字的组合的解释和语境义的解释过程,寻找传统注释、现代解释、阐释、释义等概念在心理机制上的一致性,试图从认知理论的层面为整理这一类概念提供理论依据.论文主张:虽然传统注释学侧重与字词的音义训诂,解释学和阐释学侧重于文章的哲学意蕴的阐发,但从传统文献注释的实际来看,其所蕴含的心理机制是可以统摄字词音义的解释、句子的解释和篇章的解释的.中国的注释实践符合文献解读的心理机制.西方的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传意学,也无不适合此一机制.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现象学方法的悲剧性收场:反对方法--现象学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的貌合神离

现象学方法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在这种方法结出理论果实的地方(解释学),却可以看出这种哲学方法的最后归宿是反对方法.本文通过对唯物辩证法与现象学方法的比较性研究表明,唯物辩证法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现象学的从"意向意义"到"充实意义",唯物辩证法的中介与现象学的"居间",就方法论而言,虽形似,但其实却是有着本质差别与对立的.现象学方法的无立场、无前提、中止判断等都只能导致一个结局最后以反对方法收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运思可以清楚地表明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与唯物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对立.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中国古代文论巨著,其蕴含的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文学、美学、逻辑学内涵根植于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土壤中。以西方现代文学阐释学理论(对话论、阅读论、意义论、空白论)为整体参照系,具体运用视域融合、效果历史、阐释范式等理论要点,绘制《文心雕龙》的阐释路线图,将西方现代阐释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探析有关《文心雕龙》研究走过的足迹,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实践,为《文心雕龙》的阐释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阈。     

论中西古典解释学的言说范式差异

中西古典解释学在各自发展过程中,言说范式表现出诸多差异:中国解经者在恪守文本"原意"的同时,并不排斥在理论上发经典之微言大义,西方解释学者对于经典的解释限度则有着严格的自觉意识;中国学者认为解释对象与解释主体无法分开,本体是一种自我呈现,而西方学者将解释对象看作一种客观的实有,需要解释主体去探究其真实;中国的解释学以汉字字形作为考据中心,以形义的统一为线索,注重现实人生,倾向政治伦理教化;西方解释学以语音为考证的核心,侧重语法的分析,着重阐释上帝的神意与理性的逻各斯之关系,宗教神学色彩浓重,且强调"圣灵感动",等等。这些差异的形成源于二者所处不同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等综合因素。     

范式转换与拟古创新:解释学视野下文本阅读的路向

对建设中国解释学的讨论由来已久,但中国解释学的本体论价值和知识谱系囿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近代哲学本质主义的束缚,知识界往往将中国学术置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中国解释学的解释方法和研究路径被遮蔽在近代的误读之中,从而致使对其认识不足.如何沟通中西共有的诗心和文心,在建立中国阐释学的历程中,以超越单一文化内部的跨文化沟通,用科学的理论连接历史与语境的心理鸿沟,通过主体性的生命体验展现文本阅读的广阔空间,互补与互证是走向诗性圆融的必由之路.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流范式,是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二元架构,但在周<易>体系成型之前的殷代宗教及殷、周族源神话中,"地-母"不仅因二者在生生繁衍上的同态意义而受到初民社会的崇拜,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一种朴素的一元本体论观念.这一点又与历史文献所传周<易>体系之前的殷代<归藏>之"易"颇多偶合.     

周扬文艺思想论略

周扬是中国现当代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的理论活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周扬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周扬认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周扬文艺理论研究也重视对文学特征问题的揭示。他认为,与科学相比,创造形象以反映生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对于文艺的价值与功能,周扬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批评帮助读者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教育人民,因为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就是真的善的美的。     

重建阅读文化

周宪指出,在视觉文化的蓬勃发展进程中,似乎有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那便是图像对文字的"征服"。我们应该关注视觉文化强势所造成的阅读文化困境,并采取相应的策略和立场,重建阅读文化,培育阅读文化。金元浦指出,新世纪的视觉文化转向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具有建构的后现代性。当代视觉文化遇到的最具前设性的问题是语言文字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倪伟指出,视觉文化的核心是探讨与"看"的实践相关的种种问题。"看"的方式根本就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视觉文化研究应抓住中国的现代性经验不放,在融会各种进步思想的基础上,突入深广的社会历史领域,展开批判性的清理和重建工作。曾军指出,20世纪西方文化理论思潮为观看研究提供了意向主义、构成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路径,但各有研究的困境:意向主义思路对理想观看的描述性分析的有效性值得怀疑;构成主义思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有意忽略;而在"现实主义"思路中,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视听统计,关注的其实都是将观者定位为被动性的前提之上的"受众"研究。     

释义学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周代朝会制度与夷夏融合关系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理念至少自尧舜以来已启其端绪,相应夷夏问题亦随之而起.周代虽有严夷夏之防的观念,但在政治上却借朝聘盟会制度比较成功地理顺夷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原文化对四夷的主导地位,从而以"用夏变夷"的方法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和一统局面的开启与巩固.周代的夷夏政策在较多方面时秦汉以下历代王朝有借鉴意义,同时也为周秦以下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启迪.在夷夏观念中表现出的强烈中华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在今日中国应对世界文化新格局下的挑战时,仍不乏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接受的复调－－关于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对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应该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之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提出一种“复调的接受史”作为对巴赫金接受史的描述方法,主张在尊重线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多元接受史观。并在对话性基础(需要/可能)、接受视野问题(知识背景/问题意识)、接受者问题(现实性接受者个体/想象性接受者群体)、接受者间的对话交流等问题上超越了现有的影响/接受研究。     

失败者的抵抗——从《北京苦住庵记》说起

周作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周氏在北京沦陷时期思想演变与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关注不够,零碎片面的事实考辨取代了心理活动的整合,以致将这个时期的周作人当作道德僵尸进行居高临下冷面无情的解剖。周作人研究遭遇瓶颈,并非周氏吞吐曲折的文风或泛滥无归的"杂学"所致,而是来自研究者心境的不自由。《北京苦住庵记》显示了木山英雄理解的"阅读周作人的自由心境",乃是将周的悲剧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考量,明白怎样的历史合力将他推向道德深渊,因此不必让他独自承担所有罪责。"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原是木山英雄描述附逆之前周作人的心态,但也可以扩张为刻画周作人"作家之相"的画龙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