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玉篇》残卷重文初探

《玉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古代字典，并几经修订，流传至今。原本《玉篇》大部分已经亡佚，所剩的只有残卷。在原本《玉篇》残卷中，重文数量不少。从字形上看，可以将原本《玉篇》残卷重文之间的关系划分成三类：异体关系、假借关系、同义换读关系。     

顾野王“玉篇”得名考释

顾野王的代表作《玉篇》在我国辞书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然其名字,不像其它辞书,一见其名,便知其义。顾野王"玉篇"得名之由,与道教文化和语言文化有密切关系。     

从删改角度看《玉篇》实用性的变化

通过比较《原本玉篇残卷》和宋本《玉篇》均收字对应义项,考察了《玉篇》于唐宋两代释义修订情况及其字书功能的演变,认为较之原本,宋本有反映当时语言面貌、注意词义概括性、删除文化说解等优点,但其释义粗疏、书证不全的弊病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玉篇》的实用性。     

《玉篇》源流版本叙说

本文简略介绍了《玉篇》的作者和成书概况,叙述了《玉篇》从顾氏原书到宋代增广,从东渡日本到寻访回国的历程,并整理了《玉篇》的版本。     

字书俗字研究之力作,后学进步之阶梯——评孔仲温《玉篇俗字研究》

《玉篇俗字研究》是台湾已故学者孔仲温的遗著之一。该书以宋本《玉篇》为研究对象,共分五章。作者使用"穷尽研究法"分析材料;追根溯源,揭示俗字字形的变化情况;使用"比较法"把宋本《玉篇》俗字和唐宋字书俗字作比较。作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读者意识,集中体现在《绪论》和附录的五个字表中。作者在俗字的认定和阐述个别俗字的构形时也存在少数小错误。总体来看,本书清晰地呈现了宋本《玉篇》俗字的状况,总结了俗字变化的一些规律,为同类研究及语言文字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孙强《玉篇》引《方言》考探

摘要:邢準《新修余音引证群籍玉篇》完整保留了孙强《玉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二言"。其中有73条引及《方言》,部分保存了唐时《方言》的面貌。对其所引《方言》的体例作了初步的考探,并就其与宋本《方言》相异之处作了比勘。     

切语用字的调整与宋本《玉篇》的来源

宋本《玉篇》对原本的注音用字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种调整有的与语音变化有关,有的没有。从切语用字变动的趋向看,宋本《玉篇》的注音变动明显受到《字林》音注的影响,所以可以排除陈彭年根据《广韵》修改《玉篇》反切的可能性,有关的文献资料也不支持陈彭年重修《玉篇》之说,宋本《玉篇》的现有规模当来自唐代。     

《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

关于《玉篇》的成书年代 ,宋本《玉篇序》中指出为梁大同九年 ,但由于这段文字有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 ,故后人对大同九年之说多有怀疑。本文对其疑点进行分析考辨 ,并结合有关史料 ,认为大同九年为《玉篇》成书之年是可信的。《玉篇》始写作之年历来无考 ,本文推测考订为大同四年     

利用《新修玉篇》考辨疑难俗字

《新修玉篇》和《篇海》都是在《类玉篇海》基础上编写成书的,前者在字书史上影响甚微,而后者在字书史上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篇海》诸多失误被后世字书所吸收,给字典的编纂和使用带来许多不便。由于两书同出一源,因此利用《新修玉篇》不仅可以纠正后世字书的某些失误,还可以对《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所收的某些疑难俗字作出辨识。     

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字形之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敦煌俗字产生年代起于西晋延至北宋初年（咸平五年）,其中大部分俗字产生于唐五代时期。宋本《玉篇》是中古到唐宋时期历史汉字汇集之大成者,对其间各个时间层次的历史汉字进行了定型规范,其中亦收录一百多个俗字。本文以敦煌俗字与宋本《玉篇》俗字为例,通过俗字字形再现的方式,从笔画、构件、造字模式三个层面考察两者在字形方面的差异,总结差异规律,并探寻差异原因之所在。宋本《玉篇》作为传统正字学字书所具有的规范性,决定了其在收录俗字字形方面的不全面性。宋本《玉篇》是与传统的正字学一脉相承的,这就说明其主要任务在于收录规范社会用字的正字。而魏晋六朝社会用字混乱的状况亦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规范＂行动。敦煌文献并不仅仅只有佛经文献,亦有许多通俗变文、蒙童识字读物、账本等,而其书写者的身份和地位更是庞杂繁多,使得敦煌俗字字形繁复多样,由此导致其与字形单一的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写本文字是手写文字,相对于印刷文字在字形上有着比较大的随意性。而＂写本时期＂正处于汉字书写无定格,讹俗随发,形体混乱至极之时,这时的俗字既有继承沿用,又有创新与罢用,每每具有其时代特色。于是作为写本文字之一的敦煌俗字便具有了较大的随意性与独特的时代性,由此形成与宋本《玉篇》俗字的差异。     

《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

顾野王的《玉篇》汇集了魏晋以前的各种经籍注释及字书材料，其中尤以引用《说文》为夥，几乎每条之下都引《说文》，且引文严谨，不似他书有窜改之处，因而《原本玉篇残卷》自从发现以来就被看做校勘《说文》的珍贵的古本材料。《原本玉篇残卷》由于传抄等原因，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对《原本玉篇残卷》中征引《说文》的训释材料进行详细的辑校整理，可以补今大徐本之不足，订正《说文》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为更好地研究《说文》提供更为广阔的角度和更翔实的材料。对糸部字的校释说明了《原本玉篇残卷》和今本《说文》中都存在着讹、脱、倒、衍的错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原本玉篇残卷》对校勘《说文》的价值。     

《全汉赋》“玉”研究

汉赋中玉质玉饰、玉色玉纹、玉工雕琢、玉之美喻与其他众多美玉共同构成汉赋中的"玉"事象。汉赋中涉及的有关"玉"事象的篇章包括残篇多达88篇,涉及两汉汉赋作家数量达39人次。两汉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到了"玉"事象在汉赋中的数量。汉赋"玉"事象数量众多原因有三点:从社会背景角度来看,丝绸之路为中原带来大量"玉";从创作主体角度来看,"玉"是文化与权力的象征;从汉赋文体功能角度来看,"玉"是繁华与美刺的象征。     

先秦儒家论玉的思想视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例

先秦儒家论玉具有鲜明的学派传承特征,在立论上具有明显一贯性,在入思向度上却呈现出差异性,可谓"玉"彩纷呈。孔子、孟子、荀子论玉不以器型立论,而以玉所呈露的品质立论,且具有以比喻义论玉的一贯特点。孔子论玉主要从比德于玉的角度立论,孟子论玉最大特点是以玉喻政、以玉喻人,荀子则从德玉、礼玉、人才玉等多视角、多论域立论。先秦儒家玉论极大丰富了中华玉文化的哲理内涵,打开了玉文化广阔的思想视野,提升了玉的文化品格与精神价值。正像后来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一样,儒家对玉的功能、价值的理论阐释也成为中华玉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诗经》中的佩玉饰品及文化品质探寻

本文基于上古先人对玉的喜爱和崇尚，以《诗经》305首诗中与玉相关的三十多首诗为例，探寻了古人以玉比德、以玉表尊贵、以玉馈赠的玉文化表现形态和其试图通过寓德性于饰物，从而达到个体崇德修身的文化品质追求。     

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

唐写本《玉篇》大量引用《字书》,在内容方面,《字书》与《说文》存在一致性,也与《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一切经音义》等唐代文献所引《字书》存在一致性,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即吕忱《字林》。《字书》、《字林》同实异名,这与有关史书载《字书》而不载其撰者姓名以及顾野王称《字林》为《字书》有关。     

宋本《玉篇》引《说文》考

宋本《玉篇》明确标注出的引《说文》(大徐本)的内容,包括释义、析形、书证、注音、字形和重文。其引文与《说文》相应条目的不同,表现为十二个方面。修订者参考了不同于大徐本的说文本子,或者引用时改动了原文,以及宋本《玉篇》和大徐本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都可能导致这些不同。     

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

唐写本《玉篇》大量引用《字书》，在内容方面，《字书》与《说文》存在一致性，也与《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一切经音义》等唐代文献所引《字书》存在一致性，唐写本《玉篇》中的《字书》即吕忱《字林》。《字书》、《字林》同实异名，这与有关史书栽《字书》而不载其撰者姓名以及顾野王称《字林》为《字书》有关。     

《花间集》中的玉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花间集》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的意象。其中与“玉”相关的意象尤为突出。《花间集》中的“玉”意象共出现159次,涉及18位词人的119部作品。玉意象在《花间集》中如此频繁且广泛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道教文化对花间词的渗透和影响。     

玉族字词及其文化阐释

"玉"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发展到现在,玉字汇和以玉为根的词与词组已形成庞大的玉族字词.文章从字、词以及修辞角度考察和分析了玉的语言现象,并从汉民族传统玉雕业和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的角度详细阐释了玉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     

同根词“玉”文化考察

在古代汉语词汇中 ,以“玉”为词根的同根词十分发达 ,而且衍生得极其快。华夏先民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何以喜欢如此大量的使用“玉”及其同根词 ?本文拟通过对大量有关“玉”的同根词来源的分析 ,从玉的质地、赋予事物以玉的美好品质 ,讳饰文化的影响等角度 ,探索古代汉语词汇中为何有关玉的词汇极为发达的原因 ,试图从中窥探出汉语词汇衍生的某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