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基础与原则

学术史是各个专业领域的学理性知识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学术史研究的核心是学术问题衍化和学术观念变迁的内在联系。学术史重写实质上是对学术观念的内在联系和学术问题衍化的逻辑关系的重释及重构。学术史重写有其客观的历史动因与现实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重写问题的讨论须密切联系这种历史动因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尤须明确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重写所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具体的"重写"活动中保持在正确、合理的轨道上。     

当代学术史研究呼唤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评论

学术史研究旨在探索过往的学人及其学术活动(学科、学派、学术思潮)的真实性和价值,它们的内部关系,以及它们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学术史研究首先是鉴别学术现象是精华,还是垃圾的活动①。由于这个活动的落脚点是反映学术发展内在思想理路的“两个关系”,所以学术史还具有认     

赣籍学术名家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两年来,《江西社会科学》杂志“赣籍学术名家研究”专栏的设置,一批有分量成果的推出,是学术史个案研究的集中展示,对于学术史研究具有启迪性、示范性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时间上,既要重视从古到今的通史式研究,又要重视当代学术的研究,还要特别关注现代学术的研究。因为现代正是一个社会激烈转型,学术多姿多彩的演变期。二是在空间上,既要重视社会思潮对学术的影响,又要重视学术事件、学术活动,还要特别关注学人个案的研究。因为学人始终是学术的中心,学术思潮、事件、活动及其嬗变,都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律动。三是在范式上,区域性学术史的研究,既要关注全国范围内的共性,更要关注特殊区域内的个性。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各地形成的学术“小气候”与全国的“大气候”有很大的差异性。当前的学术史研究,应该从大呼隆走向厚重,从粗糙走向精致,从表层走向深入。     

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

本文将白族研究置于中外学术史中,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白族研究学术史进行评述。认为学术研究具有生产白族人族性知识的能力。白族人的族性在学术史中是流变的,因研究者的身份、知识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差异而对白族的族性提出相异的判断和阐释,它让我们看到政治与学术同样是构建族性的基础元素。     

问题史·学科史·学术史:当代学术史研究进路的断想

当"当代学术史"作为一个问题突显出来时,其自身便包含着许多无法克服的难题.比如"学术史"问题,当我们视学术史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时,它是学术、思想与文化的模糊指涉;而当我们视学术史为"研究之研究"时,它则更多地指单个的学科史、问题史的梳理.那么,我们对"学术史"的研究如何才能在这种"总体性的学术史"和"部门性的学科史"间保持应有的张力与平衡?这是一个问题.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体例与方法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撰写学术史,应当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方面,应当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问题史·学科史·学术史：当代学术史研究进路的断想

当“当代学术史”作为一个问题突显出来时,其自身便包含着许多无法克服的难题。比如“学术史”问题,当我们视学术史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时,它是学术、思想与文化的模糊指涉;而当我们视学术史为“研究之研究”时,它则更多地指单个的学科史、问题史的梳理。那么,我们对“学术史”的研究如何才能在这种“总体性的学术史”和“部门性的学科史”间保持应有的张力与平衡?这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科际整合、学科互涉而带来的学科边界的模糊进一步加强了“学科史”研究的困难。正如朱丽·汤普森所说的,“传统的学科研究已经导…     

清代朴学研究的重要拓展——评《朴学与清代社会》

近年来,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结合社会史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不乏其人。就18世纪的学术史研究而言,黄爱平教授是采用这种研究路径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国学者之一。其《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专著。而其新著《朴学与清代社会》,可以说是一部反映清代学术史研究前沿水准的力作。朴学是清代绵延日久、名家辈出、著述如林的学术流派,它的形成、发展、衰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紧密相关,要把两者关系说清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朴学与清代社会》一书,在许多方面发表了有深度、有新…     

学术期刊与学者的良性互动

学术期刊与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学者共同研究、共同成长,这样才能使学术期刊办得更加强有力,成为学术研究的优秀组织者。《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就是依据这一办刊原则设置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在1989年开设,至今已有16年的时间,栏目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当     

论固定性的意义

固定性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一个重要属性。它是事物生存的条件 ,能够保持事物的性质不变 ,构成矛盾态势性中一个层次里的方面 ,也是人们借以区别事物、指导事业成功的必要环节。固定性长期以来被埋没、丢弃、贬斥的倾向应该纠正。不讲固定性在理论上是片面的 ,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余三定先生的学术追求

余三定先生具有多重身份,这使他从不同角度立体地看待文学、学术与学术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倡快乐读书与知书,要知读书,知评书,知藏书;二是对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思考,提倡优化学术环境和培养学术情趣,从制度层面反思学术评价机制和提倡无为而治;三是提出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对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运用与史论结合的方法研究当代学术史:这三者又都源于湖湘文化的浸染.     

默顿学派与爱丁堡学派思想之比较

作为科学社会学的两大主要流派，默顿学派和爱丁堡学派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联系表现在：它们都是对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派别；区别表现在思想来源、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意义和影响等方面。     

丰碑与借镜——读《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 2 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出版 ,使中国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有了自己的学术史。这是一部拓荒之作 ,填补空白之作 ,它为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竖起了第一块丰碑 ,同时又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镜。　　这个课题的研究 ,是前无古人的 ,完全是一项开拓生荒的任务。它“既没有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 ,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或固定的思想导引前行”〔1〕。 2 0世纪曾出现过两部重要的研究学术史的著作 ,一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是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在他们的学术史著作中并没有文艺学…     

建立保持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思考

建立保持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是对新时期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既要注重解决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工作以及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又要及时总结成功经验,用制度巩固学习教育活动的成果,努力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坚强的制度保证。     

浅议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大学校园文化能够充实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又能影响和提升大学校园文化。实现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需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努力克服泛政治化和泛活动化倾向,需要弘扬高雅文化,需要＂多管齐下＂,使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方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和谐统一。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

在中国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赞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表述这一西方主流观点。然而,这种认识并不客观。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虽然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但两者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角度、范围、主体对象、方法、内容和理论结论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甚至对立。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构成一个结构严谨的逻辑体系,某一因素确定,其他因素也就同时确定,因此造成两个体系在各方面都不能同时兼容。两者名称的变化或取代,是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所谓"边际革命"和主观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取代为标志的,所以,"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在各方面都不是等同的。由于是对同一经济现象的两个不同视角,因此各自既有客观的一面但又都是片面的;逻辑上要求的一致性,却又使得两者之间无法相互兼容和补充,这使得以追求达到"科学标准"为目标的现代经济学难以摆脱片面和狭隘。这说明,经济学研究既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研究范式,更不存在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体系。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教育工作的思考

天津港是天津市对外开放的前沿,而我们第二港埠有限公司则是天津港最大的装卸公司。在市场经济和港口建设的大舞台上,我们第二港埠有限公司所属的35个基层党支部,既是战斗堡垒,又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公司所属的554名党员,既是工作者、管理者,又是带领群众的先锋与模范。为此,做好党员的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摸清底数,找出问题,为搞好党员教育提供依据 搞好党员教育必须首先摸清底数,找出在党员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对症下药,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此,我们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谈心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出党员思想上存在的几种片面认识:一是有的党员片面理解市场经济理论,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立起来。二是有的党员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作热情。三是有的党员存在着拜金主义的倾向。四是个别党员服务意识差,不能主动为船方、货主服务。     

德行与秩序的张力——论传统纲常思想的逻辑演变

传统纲常思想的演变存在一条线索，即德行与秩序之间的互为主次关系。“纲”为秩序，“常”为德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早期儒家认同在德行基础上形成的差等秩序，注重用德行来约束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各有职分，其关系乃是双向的，而非片面的无条件服从。而后则是倾向以加强势力来统一思想，达成社会共识，稳定社会秩序，注重用人伦秩序的规范来成就德行。德行基础上的人伦关系在政治实践中会显得松散而脆弱，不足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完全用“三纲”思想保障权威以达成统一秩序，又会压抑社会与人性。“纲常”思想需要将“三纲”和“五常”牵连在一起，互相制衡，使两者不至于各走极端。只有在此意义上，“三纲五常”思想才是具有历史进步和现代价值的，才能重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

针对把儒学“地方化”从而使对儒学的研究变成为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倾向,作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在思想史领域强调或偏重儒学研究中的小单位地域性的重要性,而忽视儒学分布的统一性和儒学思想的普遍性,这是片面的。本文强调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都不是地域性的学派,也不能归约为某种地域的需要或地方社会结构的反映。作者指出,夸大地方性社会结构对文化思想的作用,把学术派别全归为地方社会利益的反映,把这种研究与对思想本身的研究对立起来,从而排斥对思想本身的哲学研究和分析,这种倾向是值得检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