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生成缘由

20世纪40年代,战争改变了一切,并给人们带来一场空前的劫难,也正是这幅因历史的强行进入而形成的战时的文学地图,为20世纪40年代年代乡土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为,正是在这幅由战争所形成的弥漫着硝烟的文学地图上,特殊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本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外在客体因素,而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和他们对时代召唤的感应与主动选择,则构成了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内在动因.     

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创作心态与叙事方式

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放逐与回归的心态,呈现出思乡与归乡的叙事方式;30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与京派作家的超脱心态,形成了激愤与宁静的叙事方式;50年代翻身当家作主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翻身叙事与颂歌叙事两种模式;80年代回忆与反思的心态,形成了乡土抒情、乡土反思两种叙事倾向;90年代强调生命体验与融入野地,呈现出家族叙事与归乡叙事两种模式.20世纪乡土文学具有由个人化叙事向民族化叙事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的两种叙事方式、创作的手法呈现出不断开放与丰富的趋向.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创作在不断发展兴盛中,仍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贫穷·革命·犹疑——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乡土世界普遍的、严峻的贫穷把下层民众逼得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家们在分析当时蔓延于乡土世界的贫穷现象时,大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立场和方法,故而他们在创作中为革命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由此带来了30年代乡土小说的两个显著特征,即"贫穷"的情节化和结局的革命化.但是.深入文本,又可以发现革命暴力的破坏性和混乱性使作家们有所犹疑.贫穷、革命、犹疑构成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三个关键词,其中包含了当时作家们对于革命的全部矛盾复杂心理.     

“乡土文学”是如何消失的?——论20世纪40年代左翼文坛对“乡土文学”的再选择

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已经形成了关于乡土文学的题材范围、表现对象、艺术走向等问题的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无法满足1940年代的现实需要,因此,这个时期的左翼文坛对"乡土文学"从概念到精神内涵都进行了再选择。"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在1940年代及其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从理论批评话语中消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内在品格也逐渐从文本中流失。同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乡土文学的理论分歧以及1940年代的左翼理论也隐伏了新时期以来质疑早期"乡土文学"艺术成就的思维逻辑。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民间意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１］。当现时的乡土文学一改以“救世”姿态对乡土“返观”、“俯视”角度，而以一种平易的民间视角去“平视”农民及其脚下的土地时，这类通体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的乡土文学便以其非常本色的自身特质冲击或震撼了中国文坛。这种乡土文学浓烈地反映出民间意识，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选择。 一、民间认同－以“土著”身份传达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特殊生态景观与风土人情，体现浓郁乡土气息。 按照陈思和先生的理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民间”是指产生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自由自在”而又“藏…     

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意义

距今20多年前的1977年，台湾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乡土文学论争”，它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不仅在当时对台湾文学界、文化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其重要意义在今天也愈发彰显出来了。     

19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叙述中的道德乌托邦

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为文学的多元化选择提供了可能。乡土作家们以道德乌托邦为逝去的乡村世界唱起了挽歌,有的作家在乡土叙述中塑造出理想的新人形象,却因其所凭借的乌托邦理念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乡土作家来说,道德乌托邦是解救世风沦落的一种方案,但这种解救方案因其内在矛盾而呈现出多重价值指向。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诗"运动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介绍,着力建构"小诗"这一新诗体,赋予其特定的美学内涵和诗学特征.但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限制了"小诗"的发展.由于模糊了"小诗体"和"小诗形"的区别,诗体的要求被简单地置换为大小体积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暧昧性带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续下来.对这一创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将引发我们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现代汉诗营造自身美学内涵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回眸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理论研究是从小说美学研究起步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小说理论更多地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小说理论。西方叙事学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建构。然而,中国小说理论建设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从经典叙事学转向之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模式,而是在对小说美学和叙事学的兼收并蓄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走着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路子。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试论二十年代吴宓文艺思想与批评实践

本文从吴宓二十年代文学批评实践入手,分析论述吴宓批评文体的一般特征,探讨吴宓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状况,指出其在尝试创立体系,追求中西融通方面的贡献与不足。并在论述吴宓文艺观的基础上,分析了吴宓对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接受与改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作为学术视角,由现代性动力学的观念入手,结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分别从现代性的分化特征和精神价值观的转变来考察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并且希望通过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视角来挖掘人们对新旧剧认识转变之表现,阐明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并指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在文艺副刊上的体现。     

边缘化进程中的文学

文学边缘化近年来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图像时代和物质欲望膨胀的时代,文学将何去何从呢？从大众媒介的影响和文学观念的变迁来看,研究结果认为：大众传媒对文学而言就如同双刃剑,文学市场的边缘化之争背后隐含的是不同文学观念的较量;对比文学中心化与边缘化地位的不同景象,可知意识形态让文学“中心化”,而文学边缘化昭示的正是文学的正常化;在不同时期,边缘化与被边缘化体现了大众不同的文学追求,当前文学尽管被边缘化,但是文学的各种元素仍然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许那正是文学的常态,人类还需要文学,文学依然长存。     

新文学裂变中的"革命文学论争":"鲶鱼效应"与鲁迅的抉择

2 0世纪 2 0年代“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发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创造社和太阳社以“福本主义”为指导所作的倡导和引起的论争 ,既因理论的谬误与鲁迅之间在文学的特性、阶级论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对新文学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也产生了积极的“鲶鱼效应” :激励鲁迅一反孤独与沉寂 ,并在深层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鲁迅由此译介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 ,对于指导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 ,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文学出版积极引领“思想解放”潮流,以饱满的激情践行文学理想,以内涵丰富的文学出版物创造了空前的阅读热;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文学出版在体制转轨中开始了市场化转型;新世纪以来,文学出版全面市场化,迅速进入“策划时代”.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为主线,观照文学创作和阅读潮流更替的轨迹,集中体现文学出版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形塑作用.     

充分重视地方文献作用做好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本文阐明了地方文献的定义、特点及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论述了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方式及在收集过程中应采取的一些措施。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20世纪20年代地方自治恢复的社会反应及实践

1922年北京政府下令督促恢复地方自治后,地方社会对地方自治的观感经历了从期待到失望的转变。自治人员的腐败和自治政绩乏善可陈是引发地方社会不满的原因。在此期间,一些地方精英积极探索建立地方公会、市民公社等民众自治团体,但由于同法定自治机关相抵触而归于失败。地方自治恢复的实践呈现出恢复程度和形式参差不齐、参与范围有所扩大和治理能力低下等特征,反映了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基层民众参与缺失的困境。     

新乡土世界的美学建构——新世纪河南女作家乡土小说分析

新世纪以来,一批河南籍女性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面对急剧转型的时代,传统乡土叙事经验已经无法涵盖已经发生巨变的乡土社会,河南籍女作家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新的乡土世界,她们的创作把日常生活经验转化成一种叙事伦理,从而以独特的乡土感知,细致的文字表述拓宽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更新补充了乡土小说的叙事内涵,为河南乡土文学注入了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