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灵秧歌生成年代考

关于广灵秧歌的生成年代,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据舞台题壁显示,清道光初期,广灵秧歌已经成熟。朔州大秧歌与繁峙秧歌大致形成于清初。广灵秧歌是奋地秧歌中的"东路秧歌"在广灵流播形成的又一支系,至迟形成于清嘉庆年间。     

广灵秧歌生态环境考察及启示

秧歌戏与扭秧歌并非同一艺术样式。作为省、市两级非遗保护项目,广灵秧歌目前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仍有成为"博物馆艺术"的危险。自上而下的文化体制改革,并未有效地改善广灵秧歌当下面临的濒危态势。对待诸如广灵秧歌这类传统文化的态度如何,才是更为内在也是更为本质的关键所在。     

广灵秧歌百年历史发展述略

广灵秧歌,是山西晋北的一个地方小戏剧种。纵观广灵秧歌的整个演进历程,从清嘉庆末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间跨度逾百年,可分为形成期、发展期、全盛期、恢复期及衰落期五个阶段。回顾广灵秧歌的百年发展史,既可对其历时性过程有所了解,又能对其走向衰落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     

山西太谷秧歌中方言的特点

太谷秧歌以太谷方言为基础,太谷秧歌所用方言是一种社会方言。与太谷方言相比,太谷秧歌中方言具有以下特点:具有变异性,体现为发音向普通话靠拢,但靠拢幅度小;具有保守性,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汇上;富有艺术性,主要表现在衬词、修辞手法和幽默技巧等方面。太谷秧歌中方言的研究可以为太谷方言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并为太谷秧歌的创作提供借鉴。     

“濒危土话”与“抢救性研究”

从＂湘南土话＂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濒危土话＂既有作为＂濒危方言＂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种类多、混合程度大、方言属性未定、方言演变现象丰富、消亡时间相对快等一些特殊性。对＂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在＂濒危方言＂的研究中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队伍有待加强、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待出新等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视并加以落实＂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     

西昌方言中的“倒”

＂倒＂是西昌方言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词。在西昌方言中,＂倒＂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动态助词、介词、副词和构词后缀。本文通过分析＂倒＂字的词性,重点介绍＂倒＂字在西昌方言中的语用特征。     

广灵秧歌演出习俗及其事象解读

广灵秧歌在其演出过程中存在很多习俗,主要有供奉三官神、庙会演出时的祭祀仪式和"打台"仪式等。这些习俗实际上反映着秧歌艺人固有的俗信心理,并通过外在的事象得以体现。事象使俗信以仪式的形式在演出过程中得以展示,表达了秧歌艺人共同遵守的俗信禁忌及宗教崇拜心理。     

论中国海洋科幻文学的世界图景建构

海洋科幻作为科幻小说的亚类别在目前的科幻研究中尚未有明确概念与定义。海洋科幻既是一种题材书写、主题书写,更是置于人类、海洋与大陆关系网络中的一种文化书写。中国海洋科幻书写与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同步,具体呈现为海岛叙事、海人叙事和海洋文化叙事三个面向。在海岛叙事中,海岛形象既表征为科技前沿隐喻,同时也是作为现实与想象的交汇点,象征乌托邦或恶托邦场域;在海人叙事中,海人形象表征了人类未来身体形态及其文明发展,表达了创作者对文明未来的忧思并提出其可能路径;在海洋文化叙事中,海洋文化被刻画为与陆地文化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存在,创作者还以家园意识重审中国科幻可能的海洋文化发展。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科幻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探索未来人类文明与海洋文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家园建设,构建了中国海洋科幻文学的世界图景,拓展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广度与深度。     

普通话“打”与西南方言“打”比较谈

从＂打＂字的基本意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对普通话中的＂打＂和西南方言中的＂打＂进行比较分析。＂打＂是现代汉语中词义最复杂的单音词之一。通过普通话中的＂打＂和西南方言中＂打＂字的比较,基本意义和语法功能等方面进行考察,对汉语泛义动词＂打＂字进行再探讨。     

“土墼”、“坺垒”考

＂土墼＂、＂拔垒＂是宁夏方言中的习见词语。在古代文献中曾被大量使用过,是汉语古语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保留。＂土墼＂、＂拔垒＂是古老的建筑材料。＂土墼＂、＂拔垒＂二词古今词义没有变化。     

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金马碧鸡信仰考论

金马碧鸡崇拜起源于汉代以前的卭都国,在汉宣帝派遣王褒迎请金马碧鸡神事件发生之后,这一崇拜在以川滇巴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广泛且长久传播,特别是在昆明、成都、重庆各地不仅建立了金马碧鸡祠,而且出现了与之相关的金马碧鸡坊,乃至金马碧鸡山与台,使得金马碧鸡成为古代西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信仰。而今,人们多数已经不了解这些坊名、山名、台名与金马碧鸡信仰的关系,重新考证、勾辑这种信仰,其实就相当于回归古代地域文化的历史原生态。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天干“甲”字串解——兼论从“代天伐恶”向“以战止战”战争观的转变

＂干＂的本义为进攻性兵器。＂天干＂十字,实是以＂甲＂为冠的古兵器名字的有序排列。揭示这一隐秘的关键是：一、从文字学的角度考证＂■＂（＂甲＂的最初形态）可能取象于古代＂张弓引矢＂的合体之形,后转为象护身之甲;再证＂丙＂＂丁＂亦与兵器相关,进一步支持郭沫若等人对其余数字皆取象于＂兵＂的解释。二、从思想史的角度证明：作为兵权崇拜取代＂性征＂崇拜的时代标志,古代人借用兵器名排序天干,出于兵器为圣人所造,并仅可用于执行天讨、天伐的认识。这种＂代天伐恶＂的宗教观念是炎黄以来我祖反对抢掠、争利以及欺凌弱小民众等非正义战争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至夏、商之时成为一种天治主义的意识形态;周朝将之向人文主义方面推进,春秋时期演变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从而构成了《孙子兵法》的重要前提之一。     

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论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的创新之路

创造自主品牌是与"贴牌"截然不同的一种品牌经营模式,自主品牌是"深圳创造"的标志.依据"微笑曲线"和"跳蛙战略"理论,深圳培育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极具紧迫性,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建设具有五个方面特征以需求为导向的自主品牌创新路径;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名扬海外;研发和专利奠定自主品牌的根基;众多科技企业家高擎自主品牌大旗;民营科技企业成为创自主品牌的生力军.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V+动量短语+N”中动量短语的功能辨析

"V+动量短语+N"中的动量短语作动词的补语,还是作后面名词的定语,历来存在争议。本文考察了动量短语作定语和补语的句法条件和句法特征,进而对处于"V+动量短语+N"的"回、遍、下、通、阵、趟、番、顿、次、场1"的语法功能从句法、语义上进行了具体辨析,并试图从认知的角度作出解释。     

原平“凤秧歌”的文化解读

“凤秧歌”是山西省原平市西镇乡北贾村独有的一种民间舞蹈,历经300多年的兴衰演变至今仍活跃在民间舞台上.它不仅道具独特,表演时男角刚柔相济、洒脱大方,女角扭捏妩媚、颇具美感,在山西乃至全国独树一帜,而且特殊的产生背景和生存环境使得“凤秧歌”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舞蹈文化和民俗文化.通过对“凤秧歌”的文化特征进行分析论证,以期引起学人对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视,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秧歌小戏广泛流行于山西各地乡村。相较于精英阶层参与的传统大戏,乡民创造的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亲密。清末民初,山西各地秧歌小戏由于较少官方介入,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秧歌小戏得到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作为民间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和乡民的思想情感。发掘秧歌小戏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乡村社会和民众观念,是秧歌小戏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