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的崛起

见于记载的纳西族作家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明帝时(公元七四年)的《白兰歌》三章。这是纳西族先民白兰王盘木唐取用纳西古语写以奉献汉皇朝的四言颂诗,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见《华阳国志》)其中九十余字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但是,其后在晋隋唐宋元诸朝,却旷代无人,直至明代才首次出现了用汉文创作的木氏作家。就从那时开始,纳西族作家文学带着它自己的乡土特色而崛起,纳西族作家诗人迭出,继代不衰。     

明清时期土司官族科举入仕研究

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一类是中央王朝依据汉族地区固有文教系统推行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类是元明清时期按照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礼俗实行的民族制度,规定土司为朝廷命官,按照法律承袭,代理国家对当地实施统治。然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在土司地区经营的深入,规定土司子弟悉数入学,使得土司官族积极向学,参加科举,中试后或进入流官体系或承袭土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司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软性整合,强化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陋俗述论

明清时期的徽州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革导致诸多陋俗的产生,如流氓无赖横行、赌风日炽、迷信活动猖獗等。这一时期徽州社会出现的陋俗与以往相比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多与民众的日常娱乐活动和官方力量相结合,波及范围更广,危害程度更深。它们大肆活动,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尽管徽州地方官府和徽州宗族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陋俗,然而由于此时徽州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加之徽州宗族自身的衰弱,使得这些陋俗屡禁不止。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

明清时期异军突起的徽商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积极支持和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和灾荒救济等社会慈善事业.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美德,而且为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获利的空间,形成了徽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大致包括官方基层组织、民间基层组织,以及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等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之下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其功能前后变化,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在这个基层管理网络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化。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年代。繁荣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仅对社会生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与社会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干年来,商品经济在明清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问题,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却很少论及。本文拟就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在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海洋捕捞业和海洋养殖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近代海洋渔业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农业史时,这一时期的海洋渔业,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明清时期海南岛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海南岛南渡江中下游流域是水旱灾害多发地区。定安、万州分别为水灾、旱灾频发区。时间上看,秋季频发水灾,春季频发旱灾;咸丰、光绪时期是水灾多发期,咸丰时期还是旱灾多发期。明清中央政府建粮仓、兴建水利设施防灾抗灾;地方官员或上奏朝廷赈灾,或号召富户、士绅等以钱物赈灾,或向上天祈雨消灾;民间百姓或逃往山中采食,或出海谋生,或通过信仰妈祖以求获得救赎。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的增多,传统民间“厌讼”和“贱讼”的诉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此,明清统治者从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对有关民事纠纷与诉讼处理程序进行了调整,确立了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立法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没有脱离传统自然经济的窠臼,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脆弱的,并带有浓厚的传统社会痕迹。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该区域的市场机能毫无长进。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物,作为同时期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显示出许多异于传统经济的新气息,商品市场也出     

明清时期的兰州水利

明清两代,兰州作为河陇地区政治军事重心及地区性贸易中心市场的作用已十分重要,城市及郊县人口较唐宋金元以来有了显著发展。据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统计,兰州所辖三县有户1989,口7259;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兰州所辖一县,仅有户395,口981;经明至清中前期的经营发展,嘉庆二十五年,兰州府属六县人口达二百余万;咸同后虽然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破败衰退,但兰州城关及皋兰四乡在册户口仍有15万1千余人。 无疑,近现代大工业城市的发展,解决用水问题至关重要。但对大工业发展之前的封建城市来说,水利亦非无足轻重,因为它至少第一:须解决市民用水。平时尚且不论,战时无水城即不守,自是常识;第二,须解决郊县粮食及园艺用水。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任何城市的发展与市郊经济的发展互为依存,如果考虑到昔时西北粮运困难及兰州处内陆腹地而少雨多旱,水利的发展对兰州城市的发展就更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将明清两代兰州水利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阶段来考查,对于认识这个城市在明清两代的发展也应是一个不可缺少方面。     

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

明清时期广东的制糖业洗剑民，谭棣华明清时期广东制糖业是重要的手工业，它与冶铁业、纺织业构成了广东手工业的三大支柱。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广东糖业得天独厚，粤糖与闽糖产量并居全国之首。于是制糖成为龙头手工业，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糖业的兴旺，改变着农村经济...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

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尤其在江南各地,更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南京地处吴头楚尾,作为江南一大都会,更是徽商经常出入之地。本文试就明清时期徽商在南京的商业活动作一简要考察。     

明清时期的广东沙田

明清时期的广东沙田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由于沙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自然原因,所以在其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具有沙田独有的特点。本文略谈一下沙田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明清时期福建的围垦

明清之际,江南沿海围垦的大面积扩大,促进了江南沿海社会的进一步开发和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发展,本文拟就明清福建沿海的围垦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一、明清福建围垦概述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的明王朝,于开国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

明清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曾经活跃着各种商人集团,诸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福建海商和广州行商等。这些著名的商人集团,早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然而,与上述商人生长、存在的同时,另一支重要的商人力量也在形成发展,这就是佛山商人。佛山商人以其众多的人数,成功的经营,广阔的活动范围,为明清社会经脐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是,由于过去受史料的限制,对这个商人集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在收集整理佛山家族谱、乡志、碑刻等材料的基础上,拟对佛山商人集团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状况,作一比较详细的考察和估价。     

明清时期的文化消费

文章首先定义文化消费的内涵.说明文化消费在明清时期已经产生,并分析其蓬勃发展的原因.接着,从书籍、教育、祭神和旅游这四个方面具体阐述明清时期文化消费的内容,最后,基于明清时期文化消费的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得出中国有需求也有务件发展文化消费的结论,并给出政府应引导群众进行健康的文化消费的建议.     

明清时期的贵州教育

贵州办学始于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始建贵州省。随着行政区划的设立,贵州各府、州、县也就相继建立了学校,这就是贵州教育事业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分属于邻近的云南、四川、湖南和广西所辖,故贵州各地的教育事业,和邻近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明以前贵州地区的教育情况,史籍上仅有简略的记载: 西汉时期,贵州曾经有盛览、尹珍等人,从学于中原的司马相如、许慎,学成而归故里,积极从事讲学,对地方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