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最好的“黄埔军校第一期”——《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评介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道：“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这一记载源于齐国史官。《左传》具体说明道：齐国相国崔杼杀了自己的国君齐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意思是：齐国史官太史秉笔直书，记录基本的事实：“崔杼杀了他的君王庄公。”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经书引论

《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六部典籍原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基础上编定的,作为孔子办教育的教材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所谓“六经”之名,到战国后期才出现,见于《庄子·天运篇》和《荀子·劝学篇》。但是,当时未被社会承认,而定为一尊,成为经典著。到了汉代,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的学说典籍便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因之,汉代文人才把《易》、《书》、《诗》、《礼记》和《春秋》称为“五经”。 有关“经”的解释,班固在《白虎通》一书中解释为“常”,即常道的意思。据此,柳宗元在《断刑篇》中…     

辨“道”——《文心雕龙》札论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篇),这是《文心雕龙》的总纲。因此,刘勰把《原道》篇列于全书之首。但是人们对《原道》篇的“道”,却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解,并由此导致对刘勰的世界观的看法也互相对立。有些同志认为刘勰所说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他的世界观基本上也是唯物主义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刘勰的“道”来源于《老子》,或认为他的“道”就是“太极”,这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三段论”是近似的,因而这种“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刘勰的世界观自然也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读《论语新编》

无论读《论语》或研究《论语》的人,都会对《论语》编次的杂乱无章感到头痛。朱嘉《论语集注·学而第一注》云:“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他认为《论语》各章还是有中心和目的的。不过,就《学而篇》而言,每句话就是一个中心,如果都是“学者之先务”的话,那“先务”也就太多了,还哪里算得是“先务”呢?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当孔子时,诸弟子撰记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语而前后篇再出也。”这或者接近实际,也可能就是编次杂乱的原因。汉代的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论,善者从…     

刘勰的“以少总多”说

把“以少总多”作为一个创作原理和美学原则正式提出,是刘勰《文心雕龙》的《物色》篇。他提出的这一创作原理对于认识文学反映和表现客观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渊深本质,追求文学达到高层次的少而美的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上做出了不仅仅是衣彼一代的贡献。刘勰写道: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口冗)呤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建立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建立王彩梅一、召公身世召公是西周燕国的奠基人，在北京早期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召公的出身历史如何，史籍中记载甚少，今人也论之不多。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关于他的早期情况有以下记载：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会稽涂山考

会稽涂山考朱元桂朱元桂，男，１９４３年生，绍兴市文联主席。《尚书·夏书》说禹“娶于徐山”，《春秋左氏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都有关于禹与涂山的记载。所不同的是涂山是禹娶妻之地还是会诸侯...     

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评《权威》

里查德·森尼特所著《权威》一书于1981年出版。作者自称该书是论述当代社会“情感束缚”的四篇论文的头一篇,其他三篇的标题是:《孤独》、《友爱》与《仪式》。人们对于“何谓权威”都有着一种直觉。森尼特让我们想象一下乐队指挥正在指挥一个交响乐队的情景。这类权威人士所具有的品质是“自信,正确的判断力,维护纪律的能力,引起敬畏之类情感的能力”。当然,乐队指挥不过是“权威”这一概念的最明显的例子而已。在其他情况下,给权威下定义是会遇到困难的。困难何在呢?就在于难以弄清这种权威究竟基于何种力量。当我们由乐队指挥转向父母、老板、政客时,我们就不     

李白第一次赴长安的取道及其在长安附近的行踪

关于李白第一次赴长安,一般都认为是开元十八年。为什么是开元十八年?郭沫若氏《李白与杜甫》依据太白《与韩荆州书》中有“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推算得出的。安旗同志复据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玉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作为补充。不过《与韩荆州书》作于开元22年,这时太白34岁。郭氏所引,乃言将33岁以前写成的文章”历抵卿相”,不一定指33岁这一年历抵了卿相。至“卿相”一词,似泛指一般     

情欲描写移植错位:《金瓶梅》非文士之作

1 与《金瓶梅词话》关系密切的情欲小说,当推《如意君传》,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弄清文学上的传承关系,且能为成书找到新的佐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七回,写西门庆与王六儿秽事“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虽未明指书名,然确为《如意君传》之本事。《如意君传》不仅对《金瓶梅》,对后来的情欲小说影响也大。《肉蒲团》在书中两次直指《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之书名。《如意君传》为短篇,卷首有华阳散人甲戌秋所作之序。《肉蒲团》今见为日刊本,时当清康熙乙酉(1705年)刊行。初曾疑“如”传华阳散人甲戌序,或伪托“假虚”即子虚乌有也。词话本“犹如武则天遇敖曹”一说,给人们提供了证据,此书确在《金瓶梅》之前。今且以《肉蒲团》刊行之康熙乙酉为终点,将此前的“甲戌”列下:     

双关的思想内涵 隐秀的艺术标本——《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思想实质与艺术

双关的思想内涵隐秀的艺术标本——《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思想实质与艺术张惠仁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指出：“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这是说有的作品由于作者“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因此，酝酿的时间较长而又经过多次修改...     

试论《老子》道家学说的易学情结

《老子》产生之时代乃春秋末期 ,而春秋末期则为卜筮之事盛行之时代。从《老子》书看 ,其有诸多文句和思想与春秋筮辞有关。是《老子》早于《易传》将《易》由卜筮向义理方向的发展推进了一步 ,后世《易传》中保存和吸收了诸多《老子》道家的思想和观点。以此言 ,《老子》是《周易》古经到《易传》十翼的过渡环节 ,其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体裁与体裁图样

什么是体裁?体裁是文章结构组织的一种稳定的、具体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随着文章内容的多样性以及作者对文章所提出的不同的审美任务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最早划分文章体裁的说法当始于汉末的蔡邕。他在《独断》中,将文章分为两大类:天子令群臣之文和群臣上天子之文。两类又各分四种,前者分为策书、诏书、制书、戒书;后者分为章、奏、表、驳议。到了三国,曹丕对文章体裁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著名的《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所谓“本”,大致是指文章的基本规则,是一切文章的共同要求。所谓“末”,即指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曹丕之后,历代划分文体的人把文体的数目愈分愈多。陆机的《文赋》分文体为十,刘勰的《文心雕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一种断狱方式。这种断狱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学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所谓“经义”,即儒家经典阐述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具体思想、观点。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又称“引经决狱”为“春秋决狱”。“引经决狱”产生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人类法律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做如下分析。     

《九歌》考索二题

一、《九歌》篇什考 《九歌》十一篇,而非九篇,然而名之曰《九歌》,古今学人进行了许多探发,然尚不能尽意。余不揣疏漏,大胆为之考索,以求教于通人。 朱熹认为。“篇名《九歌》,而实有十一章,盖不可解。”① 清代蒋骥认为:“《九歌》本十一章,其言九者,盖以神之类有九而名。两司命,类也。湘君与湘夫人,亦类也,”②蒋骥把《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分别合并为一类,其意在凑成“九”,用以说明《九歌》是由祭祀九种神的诗歌构成的。“九”是确定的篇目数字,因而蒋氏这个“类”的概念之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九歌》中《湘…     

刘勰的"宗经"辩正

文章通过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宗经”进行分析辩正 ,指出其“宗经” ,目的在于“为文”。刘勰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 ,从而提出为文师法经书。而《正纬》和《辨骚》两篇 ,刘勰虽按经验纬和依经辨骚 ,但他却提出了“有助文章”和“自铸伟辞” ,肯定了纬书和屈原作品对“为文”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