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兼答朱兰芝同志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三分法”)命题,之后学术界展开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持选择性意见者也有之。1991年5月,朱兰芝同志又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朱文,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对于“一分为三”论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严厉的批评,可以说是集批评意见之大成。对此,我非常高兴,希望这场争论能在第二个十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论《文学理论教程》的哲学方法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科书建设史中起到“换代”的作用,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它不仅创立了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体系,还在方法上狠下功夫,自觉运用了立体思维的哲学方法。纵观全书,立体思维“三分法”贯穿整个教程五编十六章,使这部教程奠定了“三角的稳定性”,建立了立体的“三论”:活动论、反映论、生产论为立脚点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使文学理论许多复杂的问题得到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阐释与解答。     

美学及其现代发展

这是一项涉及美的创造和欣赏的研究,它运用了与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有关的理论,从而构成了哲学的一部分,也成为心理学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宽泛地把美学界定为对各门艺术的科学研究.不过,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定义,他们的理由是:第一,科学的方法并不是一种普遍为人们可接     

再论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与杜汝楫同志商榷

在对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的评介中,有两种观点是值得讨论的。一种观点以黄顺基等同志为代表,认为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此,国内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观点则是回避“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多元论和“世界3”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例如杜汝楫同志在《三个“世界”的学说——波普哲学介绍之一》一文中(以下简称杜文),通俗地介绍了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学说,但杜文把从哲学基本问题上对“三个世界”的理论所作的分析说成是对波普的“误解”,认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世界3”与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根本不同”。这种观点是难以使人同意的。本文想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与杜汝楫同志商榷。     

有关“政治文明”若干理论问题

“政治文明”与“文明政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文明”的两分法与三分法各有其合理性 ,但将“政治文明”从“精神文明”中独立出来 ,具有重要意义 ;“需要”是“文明”背后的动力。强调“政治文明”建设 ,适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要 ;“政治文明”的结构包含纵向两大“板块”、横向四个“层次”(“要素”) ;“政治文明”是“特适性”与“普适性”的统一。对于西方政治文明的影响 ,我们应坚持“不照搬”与“可借鉴”。为此 ,似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文明重新进行一次理性的解读。     

“语言的转向”的哲学反思

“语言问题已经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一种中心地位。”①不知有多少现代西方哲学家发出这样的感慨。哲学家们甚至把20世纪哲学这一新的特征称为“语言的转向”（theLinsuisticTurn），以把它与哲学史上发生的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相提并论。语言为什么会成为哲学的主要对象？在哲学上，语言灰姑娘式童话般地取得重要地位，又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我们对“语言的转向”进行哲学反思。所谓“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罗蒂把它概括为．“要求通过改革…     

本体论的分化与辩证法的发展前景——关于当代哲学对象的思考

关于哲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几种意见,有人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去阐述;有人从认识论的功能方面去论证;本文则着重从唯物辨证法的角度去探讨。一、哲学对象必须是“最一般规律”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二者研究的对象不同,它们分别以“最一般规律”、“特殊规律”为对象。哲学是人类的“最高的智慧”,是各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社会科学体系纵向结构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社会科学技术体系”和“社会科学技术体系纵向结构”的思想，认为：传统的“社会科学”应当更全面地扩充为包括社会控制管理与社会工程操作方法的“社会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体系客观地存在着纵向的体系结构，该纵向结构依次由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哲学、社会基础科学、社会应用科学、社会工程技术等层次构成并最终落实到各项社会工程的实施；目前社会科学的各门横向具体学科以及社会管理与社会工程的具体操作技术，在该纵向体系结构中都有相应的层次定位     

“实践”在哲学变革中的意义

“实践”在哲学变革中的意义王占中张元洪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自己的哲学，克服了以往哲学的局限性，实现了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对世界的理解由“客体原则”进入到“实践原则”，即“主体性原则”。马...     

对日“两分法”过时了吗?——历史沿革、内涵变迁及其与时俱进之探讨

对日"两分法"源于"统一战线"策略,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定型的广义"两分法"在内涵、目的、运用方法上与之前有明显区别。广义"两分法"的形成,受到抗战胜利以后与"昨天的敌人"之间交往的实际体验、二战后国际社会处理战败国问题的新思维、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比较以及对于未来中日关系和亚洲格局的思考等因素的影响,成为决策处理日本战俘问题、放弃对日赔款索求,以及处理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主要依据。对日"两分法"在历史上对处理中日之间的各种复杂问题是有效的,并没有过时。它吸收了国际社会的新潮流,又体现出中国外交的特色,还包含着基于自尊、自信和哲学文化道义基础的软实力因素。但在迄今的运用过程中也呈现出问题,尤其是面对当今中日关系的新情况未能及时应对。对"两分法"应予以正面评价,又要与时俱进,还应给出对于新时期整个中国外交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历史进程中的文明与文化

一、文明:认识状况世界社会思想发展的逻辑曾这样认为:“文明”概念在社会哲学知识中处于不重要地位,它是“文化”概念的同义词或文化的派生概念。上述认识态势在科学史上是有根据的。诚然,“文明”和“文化”是两个相关的概念,在十八世纪中叶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的日常用语。当时就曾试图对它们初次进行区分并给它们下定义。可是,一开始文化就比较“走运”,它很快成了哲学特别感兴趣的对象。哲学把文化同人的精神自由和人的价值领域     

“梵我一如”的演绎及其意义

在古代印度 ,始终贯穿着一种神秘主义的思想方法。到奥义书时期 ,这种神秘的思想方法逐渐理论化 ,系统化 ,从而形成了古代印度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想。其中“梵我一如”是在奥义书中提出的哲学命题 ,成为奥义书的哲学精华 ,同时也是古印度哲学的精华。它影响到沙门思潮甚至六派哲学的形成 ,以及今日的印度宗教。所以 ,想了解印度从古到今的宗教与哲学之思想内涵及其背景 ,对于“梵我一如”之思想的学习与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一、奥义书以前的“梵”与“我”之意义1、吠陀时期的“原人”以及“我”的意义一般学者把吠陀时期划分在大约公…     

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英文)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哲学作为哲学”这一重言判断,要从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与“科学”都运用概念;但“哲学的概念”是“辩证的概念”,它自身变化发展。“辩证的概念”为“自由的概念”,以“自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是“可移动-可变化”的“自由大厦”。概念是“自由”的,亦即概念为“创造”的。“哲学”为创造性的学问。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科学”,“哲学”只是严格意义上“范式”的科学。在某种“哲学原则-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题”工作,主要是“科学性”的,而科学家在进行“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工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哲学性”工作。     

美学的解放与解放的美学──美学未来的展望

拙文拟就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我认为,美学做为一门科学,现在应该注意从“艺术哲学”这个圈子里解放出来,而这样解放了的美学,代表了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美学究竟是一门以什么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近年来的一些论文和论著看,大体有三种意见,(下称“三分法”):一     

振兴学术,弘扬优秀文化传统

江泽民总书记 7月 16日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重要讲话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新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 ,江总书记这个讲话预示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个新阶段的到来。江总书记讲话中指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大力加强研究的两个方面 ,和大力加强建设的两个方面 ,都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重要的理论指导。江总书记提出的大力加强研究的第一个方面是“大力加强对各门传统学科的研究”。近几年来 ,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和高校、科研单位结构、功能的调整、变化 ,一些人不重视传统学科的研究 ,认为它们同当前…     

略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掘、整理和运用问题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掘问题。略论古代学术思想的特色和历史发展的源流,分析其历史根源的同一性;经过了上下冲荡、抑扬离合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成为实践上的多功能性和适应范围多面性的特色,並具有坚韧的历史生命力。因此,在发掘上,要破除旧的习惯框框,使纵向的深入研究与横向的广泛寻求,同步並进。第二部分主张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动态的研究方法来建设这一新兴的边缘学科,整理出一套系统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历史。寻找旧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历史原因,不应在文化思想和历史概念方面去追求,而应把视线放在统治阶级的经济控制和闭关自守政策上。不让过去的一些不确实的概念,影响搞活科学研究的信心。第三部分略论古代管理思想的实际运用问题,申明了“管”同“理”既有区别,又须结合,在运用上是辩证的统一。联系现在各方面把中国古代的兵家和儒家思想运用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实效和经验,从理论与史实分析中,归结到:对于古代管理思想的运用不能生吞活剥,陷于食古不化,才能做到无愧古人,超过古人。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命题——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哲学命题。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归结为认识论,在中国大地上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把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之     

反馈原理的研究及其意义

反馈原理是现代控制论的重要内容。它的提出不仅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对于人们所从事的各项实际工作,尤其是对于迎接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方法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馈是客观世界的普遍现象 反馈又称“回输”、“回授”。它是将已施行的控制作用的效果,作为我们决定或修改下一步控制作用的依据,以达到最佳目标。反馈概念最初是在电子技术中提出来的,原意是把电子放大器输出信号的全量或部分量“回输”到放大器的输入端,以…     

和平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

和平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远比和平应用研究这一更特殊的科学方法要复杂得多。尽管“和平理论研究”与“和乎应用研究”这两个概念在通常的讨论、甚至在学术讨论中并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分,但和平应用研究是和平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它包括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战争、人性、社会冲突以及与和平有关的其他领域的研究。就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言,和平应用研究寻求通过在经验上可重复的,能产生相同结果的经验达到对各种现象的理解。     

“可知论”是个超党性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根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哲学派别的原理,为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列宁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论要求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还严厉地斥责了愚蠢的无党性和虚伪的超党性。什么是哲学的党性?第一,任何哲学都归属于一定的派别,全部哲学区分为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中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这种斗争是不可掩盖、调和、取消的;第三,不同的哲学派别都是站在一定社会集团、一定阶级的立场上的。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出现一个标题:“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认为唯物主义和彻底的唯心主义都是“可知论”。这种包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可知论”不能不是超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