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倡导“革命文学”的功绩

郭沫若是“革命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他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就曾热情地呼唤:“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我们的目的是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虽然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这个口号,但却已鲜明地表达出文学要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他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发表的《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则清晰地提出了“革命的文艺”这个概念。他写道:“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后,钱杏屯瞩就称它“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①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不仅在20年代中期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的阶段,又和钱杏屯D等人组织“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共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蒋光慈不仅有一套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他作了象《新梦》、《哀中国》等革命诗歌,又创作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兄弟夜话》、《野祭》、《短裤党入《菊芬》、《最后的…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的文学伦理话语权

文学的伦理话语权源于文学对社会伦理教化功能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并随社会的变迁而流变.近代以降,社会动荡下的文学更是充当了倡导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启蒙的重要角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履行着文化启蒙、政治代言、革命鼓号等功能,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时代变奏而获得了显赫一时的社会伦理话语主导权,但也一度因政治强权和伦理专制而异化、疏离了文学本身.新时期,“新启蒙文学”为时代代言,但旋即在社会大众文化和消费伦理的冲决下走向“死亡”、“失语”.社会转型时期,文学伦理话语权的倡导和回归已然成为当下文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代需要.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标准

批评标准有显性、隐性两类。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批评标准,但这些标准其实已经隐含在有关文艺建设的具体论述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二是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倾向性;三是强调现实主义,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四是要求文艺表现工农大众,塑造新的形象。这些批评标准对于指导、促进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对照恩格斯“美学的和史学的”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现代性·近代性·现代主义——对《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质疑

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虽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形态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赓续,是自本世纪初文学改良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确立的与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异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继.以上我所说的几近于常识,然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这也是我最近读了杨春时、宋剑华两先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以下简称《近代性》)一文之后引起的一点想法.对于《近代性》一文有两点质疑,陈述如下,希就教于杨、宋两先生.一、关于“现代性”和“近代性”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不具备现代性,只具备近代性,这是《近代性》一文立论的基     

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趣味、风格与范式的文学形态,这一文学形态发展到"文革"时代,已经终结.建国以后,革命文学通过文学资源的清理与对各派文学力量的批判,建立起一体化的革命文学知识体系,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界统一的规范力量.新的文学等级秩序关系的建立,摧毁了革命文学赖以存活的文学竞争机制,革命文学力量与其他文学力量的张力关系不复存在.革命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则在革命的"经典"化过程中,日益教条化和公式化.革命文学的终结也是20世纪急进主义文化思潮发生作用的结果.     

构建“革命文学”的三种想象

"革命文学"倡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有比较长的过程,学界一般将其源头追溯到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主张。如果把"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适度区别开来,那么,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种关于"革命文学"的想象,即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创造社"元老"们分别倡导的"革命文学"。这三种"革命文学"想象彼此有很大的差异,显示了"革命文学"源头的不同建构和意向。对这三种"革命文学"建构与想象的历史分析将突破以往革命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论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

本文研究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中国文学童话创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本世纪初开始的外国童话译介启动了中国文学童话的产生进程。“五·四”运动前，此进程较为缓慢，童话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带动儿童观、教育观、儿童文学观的转变，间接或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学童话的诞生。以叶圣陶的创作为标志，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童话，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面对左翼:梁实秋文学批评的演变

梁实秋在美国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后,就以古典主义批评来清算五四文学"浪漫的混乱",并由此而把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转换成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梁实秋批评策略的调整使他逐渐地认同五四新文学传统,但他在终极的文学理论上没有放弃古典主义立场。梁实秋在肯定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张扬古典主义,这使他在理论上陷入一种矛盾境地。     

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

受制于高校文学教育体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社会文化批评、审美批评和现代批评三种模式。当前社会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主流和主体,审美批评则地位尴尬,虽然理论上大家都承认它的价值和作用,但实际上其受重视程度不高、影响也有限。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所以,审美批评是首要的批评,其它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当今中国文学批评中,真正的审美批评还相当欠缺。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首先要充分学习古今中外审美批评的经验,其次要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整合、丰富发展并系统化,从而形成新的审美批评体系。文学的审美特征、呈现方式、写作技巧、文体、语言文字是文学审美批评最重要的问题。     

唯真、唯美与唯善———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简

李建军是中国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批评家和小说理论家。作为一个批评家,其文学批评是一种以真善美为标准和旨归的批评;具有“判断与事实”和谐统一、“激情与理性”和谐统一、“朴实”而又富有“诗意”、说“真话”与“人话”等特点。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及其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李建军的主体因素、俄罗斯文学、布斯、巴赫金等人的相关理论或观点、英美新批评理论、鲁迅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触及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要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当代文学批评界“一塌糊涂,提不起来”的格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弗莱的"文学批评重构"理论

学界对诺思洛普@弗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原型批评上.从文学批评重构的角度分析,弗莱在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一、文学批评应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而不是创作的附庸,批评是关于文学的系统知识,具有主体性独立地位;二、批评应建构在关怀与自由、向心与离心的张力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批评"及文献式批评的偏失.我国文化诗学建设应从中受到启发,力争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自律与他律中取得协调,才能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科学的文学阐释系统.     

"寻根文学"的精神谱系与现代视野

寻根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既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自然延伸,也是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阶段体现;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发现,也是启蒙话语的重新续接。虽然它的文化内涵和审关属性与其寻根宗旨存在偏离,但置于现代性视野中看,它是有着自身特殊的精神谱系和文学史价值。     

“诗性批评”:文学研究的传统与发展

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对于文学的任何一种发现与追问,都必须回到文学的诗性本质上来,并真正"为了文学的目的"来面对文学.因此,在文学疆界不断扩大的今天,中国文学的"诗性批评"传统,对打破唯科学主义思维,真正回归文学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更加有着充分的可借鉴、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