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

"巴"字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字形一直在不断的简化,但始终保持蛇形的特点,只有识出甲骨文(巴)字中的两根竖线为毒牙,才能使巴之本义浮出水面,也使"巴"字的演变有了合理的解释。《说文》释巴为"虫、蝮",更是证实了巴之本义为毒蛇,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历史文献及现代动物学证实,这种蛇远古时期称"巴",秦汉时期称"蝮虫",民间又称"反鼻虫",唐宋时称"蝮蛇",明代也称褰鼻蛇,现代称五步蛇或尖吻蝮。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之本质--读《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并纪念"九一八事变"

在英语中,以Japan表示的那个亚洲东部的岛国,近代以来用汉字"日本"自称,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倭"或"和"(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第30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真相>,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是指在这个岛国中用武力立国的一族之族名."倭"或"和"字并不是贬意,而是对其族其国的准确称谓.至于用汉字"日本"自诩的国名,则显示着妄自尊大.使用英语的人不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汉字的创造者和正宗使用者,也不必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字"倭"或"和",来翻译不当使用的"日本",就像英语Japan一样.故此,在我近年的书和文章中,一概称其为"倭国",至于引文,则按著者所用字.     

试释甲骨文的北方风名——兼说甲骨文的"(采廾)"字

甲骨文的北方风名之字当释为"卷",读为"寒".<花东>卜辞的从"(采廾)"从"豕"之字当释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猪;从"(采廾)"从"兕"之字,亦当读为"豢",是指圈养起来的兕.甲骨刻辞中作为人名、地名或族名的"(采廾)",当即<说文>的"(阝卷)",地在山西安邑境内,今山西夏县一带.作动词的"(采廾)"字,可读为"遮阑"之"阑".     

《尚书》中的“迪”字新释

"迪"字是《尚书》(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中的常用字,今本《尚书》中凡45见,其用法颇为复杂.由于字书对"迪"字释义比较含混(如《说文》"迪,道也"之训),故占人往往随文训释,如孔传释"迪",或释为天道的"道",或增字释为"蹈道",甚或释为言道的"道",因此疑义甚多.清王引之经梳理后提出新说,认为"迪"字有可释为语词之"用"、发语词及句中语助者.[1]王氏见解有其独到处,但亦有疏失,本文即针对部分尚存疑义的"迪"字,结合出土文献进行探讨.     

"(麦连)(麦善)嗢陀南"试解

<傅山全书>中"(麦连)(麦善)"二字最早见于隋唐以后<广韵><集韵>诸书,其义皆称为大麦,或大麦新熟所作饼餌.作为准确的名称来说,应为(麦善)(麦连),傅山逆称为(麦连)(麦善)者,或许别有原因."嗢陀南"一词是佛经中的一句术语.丁仲祜氏<佛学大辞典>载:"嗢柁南"之称"嗢柁那",译曰"集施",为传法心印的意思.     

国号前附加的“有”、“大”、“皇”的意思

读史书,常见国号前加有“有”、“大”、“皇刀诸字。它们是什么意思呢?“有”字是语首助词,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一般来说都是后来人的称呼,并非立国号时即有。如有夏,有殷,有隋,有宋,有清等。“大”字意为广大,伟大,是誉美之称呼,多为本朝人的称谓。如汉人称大汉,唐人称大唐,明人称大明,清人称大清。“皇”字     

周初分封与先秦时期"中国"词义

周人在泾渭流域发祥,受商朝策封,自称"西土之人",称商王畿为"中国".武王灭纣后,饼商王畿入周王畿,称关中-洛邑-朝歌一线为"中国",在"中国"之内分封采邑,承认周边氏族势力为诸侯,"中国"词称具有了明确的地域、民族、文化和主权归属意义.成王与周公东征,巩固了王畿,并灭掉周边旧氏族,分封鲁、齐、燕、晋等诸侯,致周文化与各地文化逐渐融合,周民族与各地民族逐渐融合,至春秋战国时王畿与诸侯国差异消失,中原各国与秦楚吴越的差异消失,九州认同为"中国","中国"词称的地域、民族、文化和主权归属意义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春秋”用作时代名称的由来

<正> 现在的中国通史著作,于西周之后划分出一个春秋时期。但是,从《史记》直到清末的通史书籍,均以“周”来统摄今天所说的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那么,“春秋”作为历史时代的名称是从何时开始的?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认识我国史学史中历史年代学的变化。我国是一个自古就重视自己历史和史学发展的国家。如何命名已往的时代,是史学编纂方面首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便产生了历史年代学。春秋及春秋以前是以族名、国都名、王朝名三者合一来命名时代。西周人称他所取代的前代为商代或殷代,“商”或“殷”既是旅名,又是殷人国都所在地名,同时还是殷人所建王朝之名。商时人名其前代为夏也是这样。所以《汤暂》记载商人称夏代为“有夏”,《召诰》记载西周人称夏代为夏、称殷代为殷。春秋时人继承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

我们支持商代晚期出现分封制度的观点。本文所考的 36个国家分别被封为侯、伯、亚、子等爵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或进贡或来朝 ,有的还与商族保持着婚姻关系 ,成为商王十分倚重的力量 ;这些封国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中南部和商王畿的东南部 ;封国外侧多方国分布 ,其藩屏王室的目的显而易见 ;全文充分依据卜辞中丰富的历史地理材料 ,对 36个封国的地望及其分布逐一进行了考证     

安金槐对考古事业的贡献

安金槐先生一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为河南和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他在夏商考古方面成就尤为突出 ,主要有郑州商城的发堀和研究、瓷器源于商代说、夏都王城岗的发掘和研究等。安金槐对殷墟发掘和研究十分关注 ,多次亲临发掘现场指导工作。他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 ,为考古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殷墟发掘80年的学术成就——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殷墟发掘已历经80年,殷墟出土的实物史料与甲骨文相印证,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发现,以及三代文化架构体系的确立,也是建立在殷墟发掘成果基础上的。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创造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时期,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搞清了殷墟的范围与布局,对殷墟文化进行了分期断代,对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洹北商城的发现,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重要的收获。我们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应该学习先辈的高尚品格和严谨学风,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殷墟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做好。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考辨

商纣王是中国古代昏暴之君的代表,他的恶行以<尚书*牧誓>与<史记*殷本记>等文献所记最为典型和集中,但这些记载大多是站在周人及后人的立场来对纣的行为作出判断,因此存在不少疑点.商纣王的不少"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周克殷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殷商社会与周代及以后社会的差异而成为"恶行"的.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斌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从动词“用”“悔”“告”的配价特点看《易》的成书年代

关于《易》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观点。从配价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易》中“用”、“悔”、“告”三个动词用法之演变轨迹,《易》的成书年代当在殷末周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