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韦伯(M.Weber)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科学,并试图建立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经验的一般化过程。纵观人类学思想史,尤其是后来的解释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衣钵,人类学也被定位于一种建立理解"他者"的学问。学习他者的世界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形式是可供理解和分析的民族志。但问题是,在理解他者的世界之后,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用人类学的解释呈现他(她)所理解的他者世界。这个再现他者文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理解他者之理解"的知识性再生产的过程。从文化的解释学(如格尔茨的"深描"当地人的意义系统的民族志)到20世纪末开始的反思主义,人们发现,这种理解还涉及针对理解的道德判断及其针对自我的理解,问题直指知识的公共性与共建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他者观。此时人们已经不能将解释性理解还原到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那么人类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它的主体又将是什么?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书法人类学：学科构想与基本问题

书法人类学是中国学者新近提出的一个学科概念,对它的研究有待展开。书法人类学不能仅仅关注作品,更要关注书写者,关注书写行为过程,关注书写者所处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语境,关注围绕作品所建构的社会互动网络,以及作品所具有的能动性。书法人类学要广泛吸收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书法家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凭借书法作品与周围形成互动关系。书法作品可被视为物质文化,可以借鉴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加以研究。书法亦处于特定的审美空间和文化场域之中,需要用整体性和语境性的视野加以研究。     

以人为本--浅谈"人类学眼光"

人类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始终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意味着从人出发,最后回到人;包含的是尊重他者,尊重自身.这是一种富含批判和深刻反思的精神,也是人类不断前行,最终解放自己的理性光辉.其实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早在人类学产生之前,就在人类学学科之外一直存在着;它贯穿于人类与愚昧、专制、暴力和不平等斗争的全部历史过程,蕴藏在每一颗理性的、良知的、智慧的心灵里;它并非是一种以人类学家身份可以独享的资源.然而作为一门以目光投向"他者"开始自己探索之路的学科,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并非来自于对异文化的展览,而恰恰是来源于其自觉地以这种精神为其内核与支柱.而这最终将内化为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的一种素养;他将接受前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者的人文关照的浸濡,并在田野中将它锻炼成熟,成为建构其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部分.     

人类学释放我对客家的真爱——访客家学者周建新教授

人类学是一门蕴含理性和人性的学科。一方面,它蕴含理性的光芒,为文化研究照射新的出口;另一方面,它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唤起文化学者的道德情怀。客家研究与人类学产生新的交集后,人类学为客家研究的反思与进步,特别是在客家起源之争上提供了新的视角,亦使客家学者领悟出新的学术品德与人生哲理。作为客家研究的新秀,周建新教授在求学与工作中建构自己的学术文化时,用人类学释放着自己的激情,坚定着研究的视野与方向。     

作为“他者”研究的人类学

回顾人类百年历史 ,可以发现他者无论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理论和流派之中。虽然他者开始于遥远的异邦 ,逐渐回到本土 ,但只要有差异存在 ,就有他者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而且 ,作为试图认识和理解人类文化和人性的人类学 ,研究他者已经成为其独特的学科特色和专长 ,尽管研究他者最终仍然是为了认识自己。     

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论述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认为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对过去和现在影响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做出跨文化和比较性理解,它与历史的区别之一就是把过去与现在相连结。文章阐述了人类学家怎样使用资料来研究家族史、人口统计史和政治经济史,以及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对生活史、口头历史、物质文化与影像的运用问题。     

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迈克·罗兰专访

罗兰教授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以及在非洲和中国所做的田野工作,探讨了如何通过一个特定的实物来探索物的形成、物的历史、物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对物质人类学和物质文化,考古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层次探讨。其对如何通过发运用物质文化,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来发展历史人类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同时,罗兰教授也对东亚的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未来赋予了极高的期望,他认为未来人类学的聚焦点将从欧美移到世界其他地方,欧美人类学不再会被认为是人类学的绝对真理,所以通过欧美之外的一种人类学的新思想,新思维方式有助于未来人类学的发展。     

“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综述

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英国、美国、中国两岸三地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4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29篇。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边缘: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学关键词

“边缘”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传统深厚且意义重大.边缘与他者并不冲突,从本质上讲,他者都是边缘的.边缘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走进边缘、认识边缘、立身边缘,将使中国人类学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海外他者文化研究

通过比较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提出在保持中国人类学学科特色的同时,应尽快与世界人类学接轨,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与中国冲突较多的"他者社会文化"及"国民性"展开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发挥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强项和文化应用研究价值,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理解与解释:深描的文化观

本文辨析了理解与解释两个概念的不同意义,从中引申出解释人类学的基本文化观。格尔茨眼中的文化是实证的、微观的,人类学研究者对他文化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对他文化规则和意义的理解之上,思考深描民族志过程中如何把握理解的本质。本文分析了格尔茨这一文化观的独特性和影响它形成的各种理论源泉,以及他所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之处。     

仪式的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对瓯镇寿礼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是仪式研究中并行不悖的两种逻辑,它们随着地域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移转而呈现差异的格局.在物化的年代,仪式被物质和功利淹没的时候,人类学更不能忽视或轻视仪式的自然表达、野性思维和象征意义,更不能将文化放在二级关怀的地位.只有将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纳入并行的轨道,才有足够的资格去解读仪式、解读文化.     

回归人物的人类学研究——从“人生史”想到的

无人化的人类学“(这门学科)在科学中历史最短、抱负最大”.②从特罗布里恩德岛回来后,1936年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的新作《文化论》问世,开篇他如是评论了人类学.马氏的宣告自有道理,话音未落,他已经给人类学给出了解释——这是一门决心以研究人类为己任的学科.研究人类!这意味着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涵盖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包括制度、精神和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这样的追求难免让人觉得无的放矢、含混不清,以至于不切实际,难道其他学科不研究人类吗?不仅如此,其他学科的目标似乎既明确,又具备操作性,相比之下,人类学的研究更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唯一剩下的只有挑战——中南民族大学张莓博士访谈录

<正>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我这次到吴江参加《江村经济》七十周年研讨会,碰到一个北大的博士生,他问我你们中南民大的那位第一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张莓现在在哪里。我说她刚从美国回来,他说难怪这么多年多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说现在与张莓在一个学校工作,算是同事加朋友吧。就从那次研讨班说起,费老1995年组织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我们中国人类学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的恢复是具有相当重要     

从“跨文化比较”到“跨自然比较”——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类型与范式转换

比较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但对比较法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考察现代人类学比较研究的两大范式。其中，“跨文化比较”以文化为基本对比单位，旨在揭示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结构与变迁、自性与他性；“跨自然比较”倡导在不同的世界(自然)而非世界观(文化)之间展开比较，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他者世界的自为秩序。在处理比较与翻译的问题上，跨文化翻译重视在语言层面建立共识，跨自然翻译则侧重在概念层面厘清疑义。二者虽然方法不同，但都致力于破解现代人类学“译不可译”的认识论困局。     

田野中“何物存在”——以人类学实在观为焦点

无论表现如何不同,人类学最主要的目的是形成关于对象文化的认识.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认识的特殊性在于它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田野作业的基础性使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得到充分强调,与此同时,也可能让研究者陷入未经反思的实在论承诺,以致忽视必不可少的认识论考量.不幸的是,这一倾向在目前的人类学界仍然很普遍.在此背景下,本文借田野中"何物存在"这个问题引出关于人类学实在观的讨论,在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情境中审视实在论的困局和不可避免的建构性,进而从理论的维度反现人类学表层实在、深层实在、关系实在和解构实在四种实在现的变更脉络,为人类学实在现的建构与反思创造必要的认识论语境.     

田野工作、人、对话——试论析音乐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观点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人类学又称民族音乐学,其主旨是将音乐融入到文化中来看待。梅里亚姆的著作《音乐人类学》是该领域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音乐和他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音乐教育学的研究包含了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此后又将目光投向了音乐人类学。从最基本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音乐、人、文化的三重特征。本文拟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当今音乐教育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观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