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20世纪中国史学道路

紧密地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灵活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使历史研究达到更加科学和更加本质的认识 ;倡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潜心钻研的优良学风 ,特别当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潮流袭来的时候 ,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抵制 ,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 ;自觉地发掘中国历史的特点 ,勇于担负建设中国历史理论体系和探索史学的民族风格的时代责任———以上三项 ,是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全局性问题 ,也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范文澜以其对唯物史观原理的精熟运用 ,对文史典籍和历史考证的高深造诣 ,为科学研究投入全部生命的奉献精神 ,在上述三个重要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我们今天建设 2 1世纪史学仍然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     

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范文澜即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以25年心血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所著《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他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表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之际,他坚决予以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中国史学现代脚注之确立:以《历史研究》与《文史哲》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系列史学新刊物的出现,如《历史教学》《文史哲》《历史研究》等等,现代学术规范逐渐确立,其中也包括作为现代学术主要特点的脚注。尽管1950年代初这些刊物都采用直排形式,作者们多使用尾注或文中夹注,但1954年以后逐渐使用“直排脚注”。《文史哲》1955年率先使用了横排并确立了脚注的格式,《历史研究》等刊物也在1956年根据文化部对出版物标准的指示改为横排,从而奠定了现代脚注的格局。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采用现代注释格式方面起了标杆作用,这主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取得史学界指导思想,使得史家开始重视规范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著作,强调其经典性、权威性。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史学交流加强了对现代史学规范的重视。     

试论中国现代史学观念的形成

２０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史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独立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传入;二是民主自由观念与民主政体的建立及其影响;三是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出现。这些促成了中国史家对史学研究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出于对科学的崇尚,他们大多具有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治史思路,把主要工作放在史料考订上。但也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偏见抑或洞见:海登·怀特论英国史家及其思想

海登•怀特早年受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托弗•道森等史家影响,但19世纪英国史家为何未成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研讨对象?这一疑问既涉及英国史学及史家,又关乎怀特理论中的基本假设。英国辉格派史学的变迁向历史学家提出反思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知识论问题,也激发了怀特探讨英国史家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兴趣。怀特一方面以反讽为路径阐述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由科学的客观性向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蜕变;另一方面,以历史主义为线索构建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三个不同阶段,而英国却付之阙如。究其根源,19世纪的英国史家仍未产生系统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史释今古 六书纪贞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冯友兰是 2 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其思想影响几代学人 ,在海外也有重大影响。他用生命作燃料 ,延续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之火。     

20世纪80年代我国史学概论体系建构比较研究——以葛懋春、白寿彝和田昌五等编著普通高校史学概论教材为个案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普通高校教学之需和推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的繁荣景象。在短短的十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的指定参考书,计有11本之多,代表性的史学理论教材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被多所高校选定为大学本科史学理论课程教材,影响很大。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来对比分析三本著作,它们虽都以"史学概论"相命名,都采用了综合模式的逻辑体系,但是在内容和整体特色方面却存在着很大不同。他们的特色的差异,来自于他们各自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差异性阐释;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还必须进入史家主体的精神世界,仔细探究史家主体的经历、学历和他们对史学以及史学概论学科体系的理解。无论是从它们具体的逻辑体系及其囊括的内容,还是从它们所确立的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学科定位来看,其特色之不同就在于,理论视角不同,体系设计不同,编写者的精神世界不同,对历史学的理解也不同,因此,映现在史学概论体系上所进行的探索当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着史学思想的多维度和史学方法的多样性;但他们在追求真理、探究学术,为构建中国风格的史学概论体系所体现的文化炽热却又是那样的相同和别无二致。     

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