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

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林文勋（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对封建国家的政治颇多干预，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商人干政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商人干政...     

试论明清时期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明清经济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明清之际著名的商人集团就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山东商人、龙游商人、武安商人、宁绍商人、湖州商人、抚州商人、洞庭商人等。这些商人集团活动范围广,几乎无运弗届;经营业务多,可以说无所不包。他们不仅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论战国时期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崩溃，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期。商业也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商人阶层。这个阶层流品复杂，既有冲破“工商食官”束缚，获得自由的“贾人”，也有从贵族、官僚、个体手工业者和庶人转化而来从事买卖活动的人们。这些成分不一的人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没有特定阶级属性，但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自由商人阶层。他们的形成，一般都认为是在春秋中后期，他们随着生产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以致到了战国中期，经商逐利已成为一种社会风俗和时尚，富商大贾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日益增多，…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评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唐力行教授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以下简称《商人》）是一部全面研究近世商人的学术专著。该书把握商人的发展脉络,揭示商人的发展特色,探讨商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填补了中国商人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空白。《商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香港中华书局推出了该书修订本,随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繁体字本。本文就《商人》的主要特色略作评介。一、架构起商人阶层研究的系统作者对商人的研究是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展开的。该书首…     

火把的启示

一个商人在翻越一座山时，遭遇了一个拦路抢劫的山匪。商人立刻逃跑，但山匪穷追不舍，走投无路时，商人钻进了一个山洞，山匪也追进了山洞里。     

《山西商人研究》出版

在封建社会中,山西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尤其是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山西商人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就是一部在这方面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寺田隆信认为:研究山西商人应当以回答他们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近代胶东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来自于农民阶层的商人群体成为近代胶东商人的主要来源构成,并发展成为商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代胶东商人投资领域和经营观念的转变,使近代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现代化生产的部分特征。商人组织形式的变化,则体现了近代胶东商人力量的联合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使得近代胶东社会具备了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商人力量的推动下,胶东地方社会亦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     

中国商人资本的历史命运

在世界近代史拉开序慕之前，中国明末清初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象西方那样，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相反，“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之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①一、社会结构夹缝中的商人资本思格斯在评价商人的革命作用时说：“商人对于这样一个在一切其它方面都很安定，好象是世代相传、安安定定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这个世界的变革，就是从他那里出发的。”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封建社会…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古代商人精神

如何看待儒家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聚讼不息的重要问题。本文仅就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经济伦理对中国古代商人精神的塑造和影响作一简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以便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不容置否的历史作用。一也许人们首先会问，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儒家经济伦理何以能对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商业文明基础上的商人精神发生影响作用，甚至对它进行重塑呢？不错，从基质来说，儒家经济伦理和商人精神是分属于两种不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漫长的中…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传统徽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在距今80至400年的中国财富版图上，有一个绝对可以称得上奇迹的伟大商帮，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及商业的落后认知，将商人以一个集体的面目从“九流之末”从容地推向历史前台；他们将长远的商业巨利与磅礴的社会大义完美结合；他们将博学鸿儒的经世济国之志与社会民生的头痛脑热共融于一腔沸腾热血。他们就是近现代中国商业神话的缔造者——徽商。     

近代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

滇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它的社会变迁历程,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近代滇西北地区涌现出了汉、白、纳西、藏等多个本土民族商人构成的商人群体.这些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其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商人的商贸活动和社会活动,对地方民俗生活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这一地区经商习尚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主线,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近代商业浪潮冲击下的具体状况作了一番纵向的梳理和考察研究.     

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

文章认为,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其建筑特点十分突出,表现为功能齐全、规模宏大;装饰精美、风格华丽;分布广泛,乡土特色浓郁;保存时间长,影响较大。这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集团实力的增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商人会馆建筑凝聚着寓居他乡商人寻找失落的乡土宗族情结、渴求社会认同的心理、宣扬商业伦理道德、塑造“良贾”形象的深刻的文化意蕴,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影响,以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明清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和道德观念等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

<正>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是中国商界一个重要的商人集团,在它存在发展的数百年间,曾经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它的产生原因和历史发展状况,笔者曾作过一些粗浅的研究.本文拟进一步剖析明清时期佛山商人资本的来源和形式,探讨其发展的趋势和历史作用.不当之处,敬祈史学界同志们指正.     

近代“商人节”纪念中广东报纸的作用与影响

在近代广东商人节纪念中,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诸多报纸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发表"社论"、"评论"阐述商人节的重要意义,为商请命表达商人的意愿要求,报道商界纪念商人节各项活动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强调商业的作用并呼吁政府和社会予以重视,向商界提出希望以帮助其自我完善,另还在商人节刊登专门广告。如此种种,不仅对于商人节纪念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对于促进工商业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大辛庄商代聚落社会组织及其变迁初探——以央地关系为视角

对大辛庄遗址综合分析表明,大辛庄商代聚落的地方社会组织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没落、消亡的历史过程.早商至中商阶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稳定,说明该聚落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区域独立性且商人、夷人各自有独立的文化系统;到了晚商早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经历了一次影响较大的社会变迁,其陶器生产模式、农业生产模式、葬俗葬制等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商人和夷人融入到同一的文化系统之中.上述现象说明商人在大辛庄建立聚落,实现商人和夷人等不同文化系统共存,意在实现夷商融合的过程,并将夷人纳入到商人核心社会的政治系统之中.     

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

唐代藩镇割据势力比较重视商业活动,不仅颁布了一些保护商业的措施,而且实行官榷以垄断商业,通过征取商税来获得巨额费用。个别藩镇借助商人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割据,而许多商人则通过与藩镇的结交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藩镇对商业利润的需要,构成唐代藩镇重视商业的社会条件。尽管唐代后期商人与藩镇的关系密切,在经济上相互勾结,但商人并不可能对当时的政局有多大的影响,不可能成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