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文革”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3篇文章分别考察了新中国60年的普希金研究、莱蒙托夫研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新中国60年普希金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将60年的普希金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发展期;1958年至“文革”期间—缓滞期;1976年至2010年—复兴和繁荣期。《新中国60年莱蒙托夫诗歌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新中国60年的莱蒙托夫诗歌研究大大超过旧中国,新中国的后30年较之前30年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比起诗人的祖国俄罗斯来,比起中国对俄罗斯其他伟大作家的研究来,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新中国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之考察与分析》认为,60年的中国陀氏研究成就不小,尤其是最近20年,不论是视野还是深度,主题分析还是艺术性研究,都有很大推进,逐步由现象评述向本质挖掘深入,陀氏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不断被揭示出来,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小。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

作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一座丰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离经叛道”,却与西方现代派血脉相通。他反映了那么多现实,却又偏执于表现主观精神,渲泄病态心理和神秘的宗教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代派史前内容,应该从他所处的矛盾交错的时代、特殊的个人境遇和精神气质中去寻找造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的关系,揭示了一种复杂的精神和文化现象;其创作艺术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对研究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渊源和现当代西方文学的演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索尔·贝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索尔·贝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推崇,不仅早年创作直接模仿陀氏小说,在形成"贝娄风格"后,也多方面借鉴陀氏的写作经验.贝娄在受害小人物身上灌注神性,对生存怀有道德焦虑,以及努力揭示人物矛盾心理等都与陀氏的影响不无关系.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超人”之诞生。这种“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即尼采笔下的“末人”气象),恰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人”却被尼采视为“末人”。     

宗教人本主义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了俄罗斯文化中既有的宗教人本主义观念,并遵循这一理念解析人的奥秘,因此其创作的基本原则是肯定人的神性,并通过对“自由”概念的解读说明人的形而上存在状态,并试图提出一个最终解决现世之恶的拯救方案。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边缘化儿童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存在着具有象征意义和某种精神折射作用的边缘化儿童形象。这些儿童在形象构成上往往性格的成分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带有形象性,但大多是思想意识的载体。在叙事情景中,这些儿童往往不具有一般儿童形象的心理纬度,或者即使有心理纬度,也是单一的、恒定的。他们在文本叙事中的存在主要是对叙事起着点缀、装饰的作用,并常常指向小说的某一主题。     

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根据与发展过程

本文结合鲁迅的文章和经历,历数了鲁迅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体悟及其态度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鲁迅对西方这位文化巨人有着深刻、持久的思想共鸣和心灵感应以及高度的内在默契性.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构模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要由两组对立的故事元素构成:强者和弱者,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由它们构成的小说结构具有表里不一的特点,即在内容上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在形式上却呈现闭合性的状态。这种结构模式的建构是由陀氏的宗教意识和困惑决定的。     

浅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人物刻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4 5年完成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小说主人公杰符施金使当年在普希金短篇小说《驿站长》里最早出现的“小人物”主题又有了新的发展。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实证研究,综合历史学和现代传播学的分析方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和研究的历史事实进行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从传播到接受的途径和路线,再现其在当时被传播与被阐释的＂热捧＂状态以及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被时人接受的历史图景。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维向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思维向度具有内倾性、封闭性,人物呈现一种病态的心理特征。这些人物往往把自己困在内心的囚室里,在自尊与自卑、狂傲与畏葸、顺从与逃遁的两难困境中消磨着人生时光,内耗就是这种内倾性人生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核心。人物这种内倾性思维向度犹如一张网,要么鱼死网破,要么苟且偷生,或者逃遁到上帝那里。正是过度的内耗和思辩,解构了生存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启蒙精神之限度

启蒙精神和宗教信仰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写作。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肯定理性精神,否定违反自然律的肉身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的情感形式来自基督教信仰。梅什金公爵是一位苦弱的、品德高尚的人,原型明显来自耶稣基督。梅什金公爵持有的是一种弱小者的哲学,他对人性的恶充满理解和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提出了社会公义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受虐心理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在其作品中多次展现了人性在受虐心理驱使下的反常行为,并忠实地将人的灵魂描摹出来。在他的作品中,施虐心理与受虐心理存在着相伴相随的共生关系。剖析其中体现出的受虐心理,可以看出俄国人对备受摧残的生命的绝望反抗,宗教意识的根深蒂固导致赎罪与受罚成为令作者困扰的主题,以及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趋死倾向,这些都是蕴藏在受虐表象下的深层次原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危机的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主题与现代派文学

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所表现的人与外部环境、人与自我、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出他对当时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忧虑.这一主题和20世纪西方社会危机的衍生物--现代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副面孔——对中国陀氏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为中国所接受的。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示出三副不同的面孔:民国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为人生”的进步作家,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欢迎。50年代之后,陀氏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思想反动的“两面人”。90年代以来,陀氏作为一座灿烂的文学丰碑,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审美想象,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先知”。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人民性思想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比较,发现人民性的主题是贯穿于他们的作品的一条共通的主线。并且人民性思想的形成都与他们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尽管二者在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这种相似性是他们在各自的一生中对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探索的结果,也是他们的文学作品得以不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