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量词“把”的来源辨析

名量词“把”作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量词，通常有集合与个体两种用法。集合量词“把”与其所搭配的名词之间是容器与容纳物的关系，个体量词“把”与其所搭配的名词之间是动作与对象的关系，从语义关系的角度看两者并不具备孳乳的条件，且两者在泛化方式上亦不相同。对个体量词“把”与动词来源的个体量词“乘、张、帖”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在与名词的语义关系及泛化方式上均存在平行性，并且在具有量词的语言中，由操作动词向个体量词的演变是一种常见的演变模式。“把”由动词发展成为个体量词，主要基于句法转喻也即转指，转指的必要条件是“把”不存在可以支配的受事。     

量词“条”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条”本义为“树木细长的枝条”,后引申出“条令、条款”义,均为名词,至东汉初期虚化为量词,由本义虚化为称量“条状物”的量词,由引申义虚化为称量“分项的抽象事物”的量词,二者只在实义上相关,虚化为量词后没有直接联系。量词“条”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一系列的词义泛化过程：表“条状物”的量词“条”所修饰的名词经历了静态事物-静态及动态事物-静态、动态事物及人体属性等演变,表“分项的抽象事物”的量词“条”所修饰的名词经历了法律刑罚类-法律刑罚类与信息事件类-法律刑罚类、信息事件类与言语条文类的演变。     

出土文献量词示例三则

考察出土文献中的“木”“牒”“人”三个量词.其一,“木”是汉语中最早用于称量木本植物的专门量词,它的出现标志着先秦汉语称量“有生”事物的量词语义系统的雏形初步形成.其二,“牒”用作量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除称量简札及相似事物的整体或部分外,还引伸出称量衣物的用法,但仅见于东晋晚期西北地区的衣物疏;另外在马王堆汉墓竹简中它还用作类别量词.量词“牒”的语法化包括“功能”与“形状”两条途径.其三,“人”是汉语史上最古老的量词之一,其在西汉时进入“数量名”序列,并经历了一个由主谓或同位结构重新分析为定中结构的过程.另外通过与量词“乘”对比,进一步说明汉语“数量名”结构形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汉语个体量词考释举要

个体量词用于计量名词时,不是随意的.从文字学角度来说,在汉语中,名词和个体量词的搭配都与个体量词的字形、字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与名词所记录事物的外在形体和语言使用者的观察视角也有很大关系.这种关系,也正是汉语个体量词与名词搭配的理据.     

量词“位”的历时考察

古今汉语中能表示尊敬色彩的量词并不多,“位”是宋元时期逐步萌芽发展成熟起来并沿用至今的,能表示尊敬色彩的一个称量人或神的特别名量词.中唐到两宋,名词“位”已出现语义虚化的趋势,似乎已经在朝着量词发展了,我们可以视作准量词或临时量词.只有当语素义“位置”完全脱落时,“位”才取得量词的资格.据现有语料来看,“位”作为量词广泛来用大约不早于明代.近年来,“位”作为量词被修饰中性义或带贬义的名词中心语了,其色彩意义被忽略了,“位”的使用有泛化现象,是语言规范化和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     

有生量词的方言分布及类型特征研究

通过考察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汉语方言量词系统没有将“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使用通用量词和形状量词,虽然有少数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但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汉语方言的植物量词具有类型学共性,都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成形状量词。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系统应该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量词类型。     

“一头亲事”考略

“一头亲事”是近代汉语中一种特殊的称量方式，受唐宋时期“一头事情/买卖/官司”等称量方式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量词“头”称量范围扩大的结果。事实上，它的出现是名词“亲事”特殊的文化意蕴所致，是汉语早期以“头”量人用法的延伸和拓展。另外，“一头亲事”与“一门亲事”同期出现，表意一致，但却是南北两种不同地域方言的产物，在相互并存和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受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加之北方官话的普及，“一头亲事”处于劣势，并逐渐淡出。     

基于语料库的近义量词"颗"与"粒"辨析

近义量词"颗"与"粒"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释义近乎等同,然而在实际运用中,二者却并非总能相互替换.本文依托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中万余条相关语料,通过对比近义量词"颗""粒"的名词搭配项发现:"颗"与"粒"作为形状量词,在与具备[+三维立体][+体量小]语义特征的名词搭配时具有较多共性,但"颗"的三维延展性更强、体量相对较大,而"粒"还具有功能量词的用法.     

汉语通用量词“枚”与“个”的嬗变

汉语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枚”与“个”两个通用量词。在分析“枚”与“个”更替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区别量词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正确认识个体量词使用的范畴化和专职化的关系，了解“个”的不同来源。     

量词“条”与“根”的比较研究

着重对名量词“条”、“根”从语义、传输、与名词的搭配等三个方面比较研究。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