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云翼的词选观念及其编选实践

在20世纪的词选选坛上,胡云翼是又一重要的人物。他从词学普及的目的出发,一生着力于词选理论的总结和具体的词选编撰,存留词选十多部。分析比较其主要的九部词选可见,他始终秉持了推重豪放词、女性词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建国前后,他的词选观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主观到顺应时代的变化历程。     

从《中国人名的研究.序言》探究饶宗颐的人名学思想

饶宗颐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在学术上与艺术上的造诣均达到一定水准,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名人。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迄今为止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400多篇,在甲骨文、敦煌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音乐、韵学、古文字等方面颇有造诣,蜚声海内外。然而通过《中国人名的研究·序言》的阅读,我们发现他在人名学上也有一些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想,本文就此篇序言试着解读饶宗颐先生的人名学思想。     

论梁启超词学思想及其对词学现代化转换的意义

梁启超的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强调词的社会功能;主张词要有真挚的感情和晓畅的语言;讲究回荡的表情法;提倡诗词入乐。他的词学思想总体呈现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在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转换过程中,他既是过渡性人物,又是奠基者。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者,亦有拥护者,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缪钺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缪钺先生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词学家。他的主要成果,不在词籍的整理与词人年谱的编撰,而在词论的探索、词史的总结与词人词作的分析评价。他一方面继承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常州派词学的某些合理成分,从而弥补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不足或缺失,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他通过对词的文体特征的准确描述,对“无我之境”的合理解释,对南宋词的公正评价,对“寄托说”的深入探讨等等,解决了20世纪词学史上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继王国维之后最有深度的词学批评家。     

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者，亦有拥护者，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论张綖的词学思想

张綖是明代中期对词学史做出重要贡献的词学家,他虽然没有独立的词话,但他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词作,编撰有影响深远的词谱,编辑有词选,并对所选词作进行评点,还撰写了一定量的词籍序跋。张綖在词学实践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词学思想:强调词体协律,重视词的音乐性;分词风为婉约、豪放二体,并尊婉约为正;主张綖词体言情特性,摒弃俗艳风情。张綖的词学思想尤其是分词风为婉约、豪放二体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词学的师承与谱系

从学术谱系的角度看,现代词学的确存在着南北两派,北派以王国维、胡适为思想旗帜,南派以朱祖谋、况周颐为实际领袖,他们在学术理念、治学路径、师承关系等方面各具特色。然而,无论有怎么样的差别,他们都能在继承的前提下有所创新,确保学术统系得以传承,学术思想得以发扬,并成为现代词学发展进程中两支重要的学术力量。     

探索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另一个维度——《词录》与王国维“为学三变”的文献学取向

作为中国早期词学专科目录著作,《词录》是王国维迈入“文学时代”、顺利实现学术转型的第一批具体成果。这部词学目录与《人间词》、《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书产生“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创作—理论—文献“三维一体”的词学体系,其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与《人间词》的词创作、《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补上,真实反映了他对于“可爱”且“可信”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与构拟,更凸现了其文化心态的转变。     

试评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

王国维关于唐五代词的研究用功甚深,其《人间词话》的许多词学观念是以唐五代词的批评与鉴赏为基础而形成的。他整理唐五代词存在疏失之处,但确定词人的范围则是严格的;他对唐五代词人的批评表现出错误的艺术见解和审美的偏见;他晚年对敦煌曲子词的认识表现了精辟的学术创见。这是我们回顾近百年词学的成就时不应忽略的。     

胡适治词的目的、方法与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的词学研究与传统的词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词学研究,原不是为了词学的“中兴”,而是为了适应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为白话文学提供“历史材料的证明”。但是他的研究本身,由于使用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给千年词学带来了新的局面,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扩大了词的社会影响,客观上导致了词学的“中兴”。胡适对词史的分期,对词人词作的评价,与他所持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和白话文学的标准是相统一的。评价胡适的词学研究,应该着眼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试论张炎对遗民词的开拓

张炎对遗民词进行开拓,借咏物、节序、友情、艳情等传统题材表现其遗民之思,对传统词进行改造,突破了定势写法,在其中融入了家国之悲和身世飘零之恨,情感更沉郁,更具有感染力,在思想内涵方面超越了前人和同时诸人,从而成为"江东独秀"的遗民词人,并对明清之际的遗民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与晚清文学改良思潮

晚清文学改良思潮对胡适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胡适承袭了梁启超等人的以文艺作为新民手段上，还表现　在他们在诗歌革命的宏观问题上，也有大致相似的看法。当然，胡适也有所创新。这首先表　现在具体到如何进行诗界革命时，胡适与梁启超的不同意见。其次　，胡适发起文学革命时　更多考虑了文学界的不令人满意的现状和文学自身的特性。胡适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将文学　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要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必须创造出能为大多数民众　所接受的白话文学。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试论汤显祖的《花间集》评点

汤显祖喜爱《花间集》由来已久,晚年更为其作了评点。曾有学者批评汤显祖的评点"内容极为贫乏",窃以为不够恰当,事实上汤显祖的评点覆盖面相当广:在内容方面,不仅阐发了花间艳词的情感内涵,而且揭示了花间词丰富的内容,以事实证明"词为艳科"之说是片面的;在艺术方面,对花间词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多角度探索,选择了词境与诗境、词境与画境相比较的批评视角;在词史方面,探讨了花间词的艺术渊源,也探讨了花间词对宋词乃至元明曲的影响。鉴于汤显祖在文坛的地位和评点本身的质量,他的评点不仅扩大了《花间集》的影响,推进了词学及诗词曲研究,而且为我们探讨他的戏曲创作道路、创作特色及其成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革命时代的另一种声音——论梁实秋对同时代文学的反思

梁实秋总是以"不合时宜"的姿态对同时代文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然而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和坚守己见的品格,处处显示了与"五四"精神的投合.他坚持整体性的文学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文学彻底反传统倾向的制衡和反驳;他批判文学的阶级论和工具论,倡导文学的多样性和独立性,这些对同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发展都是有所裨益的.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与白话文学实践的错位

通过变革文学语言形成一套新的书面语言体系,实现文化转型,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的一种极具策略性的选择。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开始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倡导白话文学的巨大意义,而是试图就文学本身论证文学语言变革的必然性。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性等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由于所提出的许多命题是伪命题,胡适不仅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常常出现逻辑上的漏洞,而且在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也有问题。然而“文学革命”的迅速推进,使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不仅轻易战胜了论争对手,而且被作为绝对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成为左右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强大力量,限制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

樊骏先生作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杰出代表,在总结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学术经验的同时,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他在发现和扶植第三、四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还积极地捐助资金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浦江清先生的学术道路与词学交游

在20世纪学术史上,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少见的博学多能的人物。他一生从事“国学”,同时又推崇“西学”。在“国学”与“西学”之间,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用西方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来审视“国学”,研究“国学”。他的学术道路与治词路子,为建设20世纪的新文学提供了借鉴。     

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