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历史教训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中国历史是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在宋神宗赵顼的发动和王安石的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进行坚决斗争,使新法前后推行了十六年之久。但是,由于变法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并没有触及导致社会危机加深的社会经济结构,对造成宋代“积贫”,“积弱”局面主要根源的专制皇权过分膨胀的问题更没有任何触动。因此,新法虽然推行多年。     

评苏辙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苏辙(1039年—1112年),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熙丰变法时,他曾任制置司条例司属官,参与变法。在脱离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对变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此,苏辙一直被认为是保守派阵营中的主要人物,这是以邓广铭、漆侠等为代表的历来的传统观点。本文认为,对苏辙的反对新法必须作具体分析。苏辙的主张并非全错,其中仍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对变法的态度主要反映在其对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的看法上,而对变法的其它内容如科举制、学校制等方面则很少或没有涉及,故本文只就他对青苗法…     

试析王安石变法中的矛盾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制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陆续颁行新法。 赵宋王朝积弊已久,变法以前就已有许多官员对当时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内外交困的状况表示忧虑,并试图革除弊政。王安石做鄞县知县时,“起提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仰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受到时人称赞。但后来变法为什么遭到朝野人士的一致反对呢?北宋重要的官员多为进士出身,应该说他们还是比较关心民     

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

后世论王安石变法,批评者很多。明代陈汝锜《甘露团长书》说:“介甫以新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嘈嘈满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以为安石身后所以长期遭非议,大理学家朱熹起了决定作用,时至当今,这一问题应予辨正。笔者以为,首先,朱熹以理学家身份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他的批评对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影响极大,但朱熹对王安石的社会政治思想并未一概否定,在若干方面倒做出了肯定评价,他在任地方官时的许多施政措施,更直接承袭了王氏新法。其次,朱熹对王安石的抨击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深文诟病”、“恶声嘈嘈”的谤诬之辞,而是言之成理,反映了朱熹对社会变革问题的认识深度。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更有利于深入研究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     

评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主张与实践

在北宋熙、丰年间的变法中,王安石提出改差役为雇役(耆长、壮丁除外),其好处有:一、符合《周官》中王制所记关于“庶人在官”的精神;二、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可达到均贫如一;三、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则农时不夺;并认为,行此法必致民安国富。王安石还指出,新法施行成败的关键系于“人”,所谓“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①但是,在司马光看来,不仅官吏执法上有问题,就是免役法本身也不好;以雇代差,一概出钱,违反了传统的、合理的封建统治原则,因而施行结果,必然百弊丛生。他先后在《乞免苗役札子》、《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请更张新法札子》、《乞罢     

沈括与王安石关系研究

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经历了由亲密到疏离的变化过程,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两人在新法的态度上有差异;二是变法派内部的矛盾斗争;三是沈括懦弱的性格。沈括性格上的懦弱是造成他仕途坎坷、家庭不幸的根源。王安石多次指责沈括为“壬人”,有失公允。     

从二程对王安石的批判看理学的政治倾向

程颢、程颐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对王安石新学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暴露了理学唯心主义的阶级实质。 一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尤其在变法失败之后,反对派因反对新法,而涉及新学,竟将新法、新学捆在一起,进行批判。程氏兄弟尤其小程及其门人,则抓住王安石哲学唯物主义进行唯心主义的批判。 1.曲解王安石关于“理”与“物”本质关系的论点。     

论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这位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政坛上保守派的代表。有人以朱熹“激烈地攻击王安石变法”,作为他是保守派的重要根据之一。事实上,从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来看,朱熹却是一位关心现实、有志治国、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北宋中期,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想改变宋王朝冗官、冗兵、冗费的贫弱状况。生长在南宋的朱熹,与王安石一样,同样深刻地目睹了当时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腐朽状况,认为“今天下大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被论定为“守旧派”、“顽固派”和“天命论者”。这一定论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具体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不难看出,司马光既不是政治上的守旧派,更不是思想上的顽固派。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生年相近,经历相仿。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因此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者     

熙宁新法的富民与富国之争

1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学术界大都把熙宁新法看作一个整体,而未能将熙宁法与元丰法分别看取。笔者认为,实际上能够看作王安石变法的,只是王安石在任时期推行的熙宁法而已。从总体上看,元丰法与熙宁法旨趣相异,措施相左,效果亦绝然相反。其实,关于熙宁法与元丰法的差异,前人已有觉察。元丰进士陈瓘说:“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蔡)卞等初意,专以熙宁宰相为圣,     

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变革中国政治的理论支柱之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依据孟德斯鸠学说构建的新“政体”,是从改革清朝的官制作突破口的.地认为改变政体,也就是“变官制”与“正定官制”为同义语.他说:“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因此,变官制为变法之本,是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     

一桩历史公案的思考——从《祭欧阳文忠公文》看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翌年又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期,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以整理财政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相继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法,围绕着变法同反对派进行了尖锐斗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韩琦等元老重臣。欧阳修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青苗法是在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由制置三司条例司奏明并发布的。其目的在于便民利国。“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因为     

黄庭坚在广西——兼论黄庭坚的政治态度

过去史学界、文学界一般都认为,黄庭坚是反对王安石变法革新的保守派。对此,本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具体分析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革新的态度、贬谪广西的原因及其在广西的活动,对黄庭坚作出了新的评价。     

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

王安石是北宋熙宁变法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但他是不是一位经济改革家或财政改革家呢?不是。因为按照现今人们对改革家称号的理解,被称为改革家者,不仅仅是改变了现行制度,而且还须使这种改变具有顺时立政、革除陈腐推动历史前进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不具有这样的性质。为了说明问题,以下从三个方面对王安石理财新法进行分析和评价。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将“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     

王安石的唯物论思想

曾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积极进取的,他力主变法,匡正时弊,曾一度推行过青苗、水利、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后因受到既得利益者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而失败,但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