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量平台化到流量社会化——网络社会空间秩序的生产与变迁逻辑

社会实践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使信息流动前所未有地重要。在三次互联网发展浪潮中，信息生产的流量化以及流量的符号价值化逐渐成为塑造网络社会空间运行秩序的重要机制。流量平台化是Web 2.0时代信息流量的生产逻辑，其本质是数据资本化和价值化，通过“流量变现”实现虚实转换，影响人们线下社会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结构和权力关系格局；流量社会化是元宇宙时代信息流量的主导范式，在新的数据确权技术和交易中介基础上，形成“一超多强”的流量生态格局，流量将在元宇宙不同场景下被深深植入社会时空运行的秩序法则之中，改变个体的自我认知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如何应对人类社会数智化进程中流量平台化与社会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学术和政策研究面临的紧迫问题。     

赋能与重塑：数字空间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

数字空间是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新的虚实共生空间,其互动性、融合性、扩展性、共生性等特质与社会关系的去中心性、目标的可及性、信息传播的高效性、动态演进性等运行机理,改变了乡村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与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构了依托信息技术推动发展的新型发展格局。数字空间是一把双刃剑,在动力、资源、组织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也会由于信息资源的非均衡扩散、数字身份的符号化、部分主体参与能力的弱表现性等局限,难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多元动力系统、构建乡村社会文明秩序、促进乡村治理转型。理念、技术、政策是影响数字空间应用开发的核心要素,要深入实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树立以农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建立均衡、包容、共享的数字空间;提高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及农民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提升信息技术在数字空间的渗透率;优化政策体系,为数字空间发展构建良性运行的生态环境,从而提高数字空间与乡村振兴的适洽性,更好实现数字空间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     

以人为本:数字媒介生态与广告传播

为了把握当今数字化时代媒介生态环境与广告传播的变革,运用尼尔·M·波兹曼(Neil M.Postman)提出的“媒介生态”理论与当前广告传播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认为以人为本的数字媒介生态正在形成,广告传播以此为背景,呈现出以人为本的娱乐化价值取向、定向多维传播模式和非线性创意思维的特征。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探析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主体间的不和谐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重塑社会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建立和改善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形成良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使社会各主体积极能动地互构,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数字场景下品牌形象设计的机制与表现

在数字化时代,品牌形象设计与数字场景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这种关联体现在品牌形象设计对数字媒介的响应,以及与人文和社会场景的交融。这揭示了品牌形象设计的新机制和新表现。通过采用场景理论模型,构建基于人、机、物的数字场景,进而分析了这种关联对品牌形象设计在共构、交互和认知性方面的生发机制。进一步阐述了随着数字技术的嵌入和互联,品牌形象在新的补贴机制、关系机制下设计范式的转变,以及对人、机、物生产关系的改变,以此探讨数字场景对品牌形象设计的影响,以及在新语境下品牌形象设计的内涵和外延。     

“元宇宙社会”:内在逻辑与法律治理

元宇宙归根结底是一个以数字人为主体、具有虚拟实在性的数字虚拟社会。作为虚拟社会的元宇宙也是社会的一种,且与现实社会之间高度嵌套、相互构造,而非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元宇宙社会的底层逻辑是虚实交互、人机互融、游戏范式和用户共创内容。元宇宙的架构化重新构造了社会行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法律的调控进路,元宇宙中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都将基于数字人主体而展开。尽管如此,但并没有为元宇宙社会构建单独法律秩序的必要,它仍然应该接受现实法律治理体系的统一干预。法律对元宇宙社会的治理,不是法律与代码技术的二元共治,而是借助代码技术实现法律的代码化预嵌与算法化运行。与此同时,去中心化治理的实现不单单取决于元宇宙背后的技术支持和价值倾向,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社会探索一种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法律治理机制之转型的可能路径。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生成、展现与规制

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是泛在性、具身性、虚实互构性的数字智能化技术系统与资本社会权力建构下的必然产物,生成于人实践生命的存在论基础之中。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展现为：数字智能化技术对个体劳动生命、个体社会性交往生命、个体生命发展可行能力的支配与挑战。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展现是通过数字智能化技术的生产转向与生活转向实现的。故此,数字智能化技术生命权力的规制亦需要从技术本身转向技术使用社会关系规制,从“宏大叙事”伦理转向微观生活场景规制,从技术裹挟转向技术赋权规制,以凸显对数字主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与可行性能力提升。     

数字创业背景下创业机会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

作为创业研究领域的核心构念,创业机会研究长久存在争论。在回顾创业机会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创业机会研究的发展趋势,并结合数字创业研究的兴起,描述了情境变化对于创业机会研究的挑战。接下来,从“人与机会关系”的研究范式入手,结合“数字创业机会”和“数字创业者”两方面综述了数字创业背景下创业机会的研究进展,并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从机会研究出发来探讨数字创业的过程与规律,在情境化数字创业理论的同时,推动“人与机会关系”的研究范式在新形势下向前发展。     

生态乡村建设：“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双向互构的逻辑——基于南京市竹镇的个案分析

生态乡村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连接点,如何实现乡村绿色发展是当下及未来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构作为分析框架,对南京市竹镇生态崛起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化”的双向互构是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生态产业化”是推动乡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生态资源培育、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四个关键环节;“产业生态化”则是将环境减排和资源减量等生态思维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的过程,主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间资源共享、绿色技术运用等多元途径实现。“两化”价值互享、功能互通,实现“两化”互构不仅需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机制的支持。本文对“两化”互构的逻辑关系、行动策略和实现机制的提炼突破了既有的理论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乡村建设研究中理论分析的不足。未来研究中,不同类型乡村的生态发展路径和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社会学视阈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延伸,是人类经历生态危机后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反思。在审视自然、精神与社会旨趣的基础上,人类确立了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范式和功能要求,形成倡导＂生态政绩＂、＂低碳消费＂、＂绿色生产＂、＂生态保护＂和＂生态文化＂五位一体的综合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主要架构。     

数字时代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路径探析

数字时代,伴随着云计算技术、5G、大数据等新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医药文化交流互鉴不断加深,中医药国际合作不断拓展,中医药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医药文化数字化国际传播仍面临传播模式过于传统单一、新型传播介质运用不够、数字化传播机制不健全等挑战。数字时代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需进一步采用守正创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途径,构建公众参与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模式和开放协同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破除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壁垒,推动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新发展。     

人文经济对数字技术发展中精神困境的制度化纠偏

在硅基文明、IT文明为主导的时代，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无机化发展趋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社会重构带来的精神迷茫、物化倾向、工具理性盛行等成为当下社会的主要症候，人文经济是数字经济回归有机化社会的自然路径选择。本文认为，人文经济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需要借助制度化实践以实现对“数字化危机”的扭转，在走向人机对话、数字人与数字人生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人、制度、经济活动的有机联动，在制度层面倡导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发展观，强化以“美的规律”塑造数字经济的内涵，重视数字经济中人文精神的协调功能。     

人工智能时代拜物教的新变化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基于《资本论》拜物教理论视域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形态、性质和秘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劳动形式发生变化,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拜物教呈现为技术和数字拜物教等新形态,对社会尤其是人文精神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文精神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数字拜物教的影响呈现出一些异化现象,具体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我精神的异化。基于此,对于人文精神疏离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做出应有的时代回应。     

朋辈互助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一个超大城市的参与式案例分析

老龄化与数字化成为当今中国的两大特点,老年群体如何适应并融入数字社会是积极老龄化的重点之一。现实表明,当政策落地与技术创新的长时性与复杂性需要充分条件增效,且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滞后甚至消失时,朋辈效应的发挥将成为无法忽视的数字支持,其本身的主动性、普遍性和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地促进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关注老年群体受朋辈效应驱动,在数字融入进程中完成数字角色的重构与迭代,个体在环境、工具和人际的多重作用下完成数字融入的蜕变过程。为全面挖掘朋辈效应推动数字融入的潜力,构建“动机触发-互助路径-作用机制”综合分析框架以观察和理解老年群体在融入过程中的行为模式,通过参与式案例观测厘清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三重互构路径“动机嵌入-场景整合-行动扩散”,并进一步深入揭示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进程中以朋辈互助为核心,由具有融入共识和合作行动的多元互动关系凝聚而成,三维一体的“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的互构支持型的融入持续循环机制,揭示“数字贫困者”数字脱贫的行为逻辑,深入挖掘动态演化的形成机理,由此从现实维度切入提供不同层面的建议对策,以期从新角度解答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问题。     

游戏 情绪 权力：元宇宙中舆情传播的 核心面向与演化逻辑

作为未来媒介的元宇宙，其塑造舆情传播行动逻辑的原点在于：元宇宙实现了身体与行动的数字化耦合，赋予舆情主体“游戏人”的角色属性与行动逻辑；虚实关系的变迁，使得情绪与共情代替观点与解读成为元宇宙中舆情演化的核心动力；DAO与Web3.0的技术结合，让舆情行动的权力规则走向平权化，实现了一种开放的共治逻辑。基于此，元宇宙中的舆情治理尤其需要关注虚实互构的特殊场景对人行动意识的影响，通过虚实结合的系统方案来应对未来风险。     

审视5G迷思：传播生态与范式变革

5G无疑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讨论5G赋能下的信息传播变革俨然成为显学。在欢呼之际,亟需将其置于历史文化与世界格局变迁中加以关照,从技术、信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复杂互动的视角来探讨传播生态及其理论范式变革与学科边界。首先,我们不宜把5G视为单一孤立的技术现象,而应作为一种与数字技术、AI、VR等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交互影响与协同作用的技术集群,这会引发传播生态的全层次、全链条、正负效应共存的变革;其次,这种变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呈现出新技术研发应用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交融态势;最后,这一态势将生发基于万物智联、共景围观和数据驱动的传播生态,构建基于算法、网络平台、数字生态以及非理性因素和技术伦理的理论范式,推动传播学科结构的重组。     

“数字人文”背景下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应对——走进历史地理信息化2.0时代

“数字人文”近几年在大陆学界的飞速发展已呈现出改变既有研究范式的现象，对于“数字人文”的迅速普及，历史地理信息化建设不应回避这一现象，而应该反思过去十余年间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目前面临着发展停滞、创新不足、与研究实际不甚契合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扩大软件使用范围、改善数据挖掘的环境、进一步发挥个人研究者的作用等方法是可以得到改善和解决的。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创新之路就是需要对“数字人文”“大数据”等理念进行大胆尝试，将静态、平面、塔式的历史地理信息化工作方式转变为动态、立体、网络式的工作成果和数据传播范式，进而开创历史地理信息化2.0时代。     

数字经济创新模式：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

区别于工业经济的用户参与创新模式,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模式。其形成机制在于：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构成大数据资源的社会基础,将工业经济时代供给与需求的联动关系改变为数据驱动的适应性关系,从而成为数字经济的一种创新模式,并形成第三种市场信息机制——“数据化之手”。该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人工智能的介入使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更普遍地存在,数据和数字平台构成新型生产工具,适应性创新产品或活性服务构成新型劳动对象,二者结合形成数字经济的新型生产资料;二是人与人工智能双劳动主体在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中构建起现实劳动与虚拟劳动相结合的混合智能劳动,使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呈现适应性创新特征,网格制与科层制的结合则成为数字经济的制度变迁基础。     

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危害及其超越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劳动的全新形态,它在表征劳动层次跃升的同时,也在劳资关系重构中使得劳动异化形式在主体、客体、本体和权力关系等四个维度发生演变。数字劳动异化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加剧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失衡,导致了新型劳资矛盾,破坏了全球数字生态,对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全球未来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对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如何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异化本质,进而超越数字劳动异化,构建中国特色和谐数字空间,业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可以从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和数字逻辑三个方面入手,协调推进技术价值观培育、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和数字生态建设。旨在把握数字劳动辩证逻辑的前提下,实现对数字劳动异化的超越,促进经济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