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背景下社会工作教育服务的路向

借助Cite Space软件,分析与“双减”政策和社会工作相关的研究热点,进而对社会工作助力教育“双减”政策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对生态系统理论与社会工作实务间的机理与关系进行阐释,分析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生态变化。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社会工作尝试从学生的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四个层面进行介入,提出以助力、协调、链接和反馈为主要作用路径服务于教育“双减”政策。最后,结合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从理念、制度、组织和经费的角度提出社会工作助力教育“双减”政策的嵌入性发展建议。     

“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基于H省B县的实践考察

在“县管校聘”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直接影响着政策效果,揭示这种实践逻辑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县管校聘”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引价值。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与主体利益四个维度对H省试点县B县的实践考察发现,“县管校聘”政策执行的实践逻辑主要有在稳定中求发展,分步分层实现政策目标的目标生成逻辑;完善相关政策内容,协同推进政策执行的政策协同逻辑;加强组织建设与学习宣传,使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共同体逻辑;注重竞聘弹性和过程公正,维护不同教师群体利益的利益协调逻辑。     

“双减”政策落实的离心风险、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双减”政策的出台再次激活了基础教育系统的生态活力,减负改革的整体步调一致向前,实践探索遍地开花。“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构建系统化、理性化的教育生态促进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实现,其重点已不是减负应该不应该的老问题,而是减负的有效路径在哪里。通过明辨如何在“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规避思维定势漩涡、工具主义窠臼、潜移默化效应等离心风险,把脉各主体对“双减”政策目的体认不到位、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受教育供给侧制约、学科类培训暗度陈仓等现实疴症,遵循全面育人价值导向、全程育人机制融生、全体育人秩序复归的逻辑向度,提出助力“双减”政策行稳致远的实践路径,对“双减”政策为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发挥好“支点势能”进行辨证施治。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改进的多源流模型视角下“双减”政策议程研究

文章应用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模型框架,结合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本土特点,提出改进的多源流模型,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进行描述、分析。研究发现,既有的减负政策结果反馈出越减越重的问题,教育焦虑、新的培训教育体系和资本力量的干涉共同构成了“双减”政策的问题源流;政府关注倾向转移到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上,设立了基础教育司;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了减负政策共同体。一系列相关会议的召开助推“双减”的政策之窗开启,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推动下,“双减”政策的政策议程得以确立。     

煤炭安全生产规制失灵与协同规制构建探析

政府安全规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干预企业决策，使其增加在安全生产上的投入。但是。规制者同样会遵从“经济人”的理性，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出发来执行规制政策。企业与规制者从“经济人”理性出发的行动逻辑往往导致规制失灵。协同规制理论为解决传统的政府规制失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协同规制的核心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它可以对企业与规制者的“经济人”理性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而使煤矿工人的合法权益从规制决策到执行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回应，并最终保证安全规刺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中小学生“双减”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东中西部6省30县(区)的调查

“双减”政策是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学生减负问题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课题组对全国东中西部6省30县(区)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小学生对“双减”政策整体上持满意态度;弱势群体对政策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学生的年级、家庭结构以及父母受教育年限与满意度呈负相关;学生作业负担越小、课外服务质量越高以及校外培训压力越轻,学生对“双减”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小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双减”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多以兴趣爱好为导向,初中生和城市学生多以学业压力为导向。据此,从作业管理、课后服务、校外培训和关注弱势群体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助力“双减”政策实施。     

时空视角下“双减”政策执行的现实问题与负面舆情监测

“双减”政策是我国义务教育领域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政策实施以来，受到各类群体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统计学角度，基于时间序列分析“双减”舆情热度，运用动态嵌入式主题模型，对热度最高的五省市不同时段双减舆情文本开展研究，得到不同时段“双减”舆情词云。研究发现，“双减”发布的前三个月民众关注度最高，时间区间内的主题演化跟随了热点话题，2021年与2022年负面主题各有侧重。关注度较高的北京等五省市民众对“双减”的抵触原因不同，并且同一地域不同时间关注话题也存在差异。     

“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教师情绪管理的现实困境与改进策略

“双减”政策作为我国教育“减负提质”的重要举措,在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同时,给教育领域带来新变化,也对教师情绪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教师由于自身要求、学校规范和社会期望进而产生情绪压力,表现为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抵抗情绪3种基本类型,其情绪管理具有时间的长期性、对象的多元性、情境的复杂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等特点。本研究针对情绪感知、情绪内化和情绪表现3个阶段小学教师不同的情绪状态进行成因探析,据此将“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教师情绪管理困境分为8类,旨在进一步寻找有效的情绪管理策略。“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教师情绪管理既要注重内部调节,又要加强外部支持,其改进策略主要包括：辨析情绪压力来源、构建应然表达情绪、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等内部调节策略,建立教师情绪管理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等外部支持策略。     

儿童权利视角下“双减”政策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双减”政策是学生减负的价值引领，有助于我国儿童权益的保护。研究基于价值选择、政策工具特征以及有效性这三个 角度对“双减”政策进行价值剖析，可发现减负政策问题的由来、目标及内容取向均体现了政策的价值追求。籍由“双减”政策 工具纵横二维表可知：政策工具选择趋于多样化，但分布不均匀。“双减”政策有益于保障学生自由权利，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 同时也映射出一些弊端：学生升学压力依旧存在，家长陈腐教育观念根深叶茂，失业难题如何处理。因此，为了实现“双减”政 策的价值和解决以上问题：要改观教育理念，坚持自主减负，优化教育资源，缩小区域差异，转变评价方式，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协同自治治理，多方共治共赢等方面来实现该政策的价值。     

逆向选择、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阻滞

长期以来,政策执行阻滞始终是困扰公共政策研究和实际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文章引入信息经济学中“逆向选择”的概念和理论,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将逆向选择、利益博弈与政策执行相结合,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型,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的条件下,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行为产生的逆向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政策的忠实执行,进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在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政策执行的特点,提出了防范政策执行逆向选择、改善政策执行阻滞的相应建议。     

公共政策执行应当承受之重

公共政策的价值能否实现或其能够实现的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公共政策是一个因变量,其执行要受到各种执行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可获得性,执行者的价值、利益关系与能力,政策受众的认可程度等在内的多种变量的影响制约。当代社会信念与利益的过度分散性加剧了执行的难度。自1970年代初政策执行研究勃兴以来,学界对政策执行所进行的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公共政策的执行会面临更多的变数。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公共政策执行所须应对的挑战,以利于政策价值的实现。     

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新思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政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同,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就会有所区别,因而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政策执行研究。首先,新时代我们面临新的社会矛盾,中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思考教育问题和追求教育公平与质量。这就要求强调党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全面领导,注重民生,关注最基层的执行者,密切监测执行行动与教育政策追求公平与质量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重新理解教育政策执行的含义,探讨执行者对政策的重构。这就需要研究基层执行者的政策再解读,关注执行者对政策认知和理解程度的层次现象,分析不同群体的利益立场,重视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再次,深谙教育政策执行的阶段性路径存在多样性可能,既有正向或者负向的直线路径和曲线路径,还有螺旋式上升路径。因而要关注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演进,客观地、历史地分析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举措和执行环境。     

“双减”政策落实的制度化困境与超越之道——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

围绕教育政策落实的行动往往面临着制度环境的纠缠。“双减”的有效落实重在其价值理念得到各执行主体的认同,需要突破层层观念、规范和文化制度的阻碍。以社会学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发现支持学生负担的制度意义结构难以在短时期内消解、制度嵌入网络中对学生的实用化角色期待难以消除以及父母认知伦理文化对学生的固有价值期待难以扭转共同构成了“双减”落实的制度化困境。推动维持学生负担的社会制度意义结构的变革,改变制度嵌入网络中对学生的实用化角色期待和扭转父母认知伦理文化中对学生的不当价值期待是“双减”落实困境的超越之道。     

体育教育专业面临的机遇、责任与发展路径——以“双减”政策背景为视角

“双减”政策的实施,给中小学体育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给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对大学生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政策分析法,分析了“双减”政策背景下体育教育专业面临的机遇和责任,继而建议高校应践行立德树人使命,落实大中小学体育课程思政一体化;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实行行业导师和专业导师的双导师制;推进“体教融合”,落实五育并举,将体育与健康教育相融合;落实以人为本,变被动体育为主动体育,为国家、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双减”政策实施的现实困境与治理建议

以“双减”政策为视点解读我国教育改革育人为本的价值本质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研究结合近两年的实践梳理各界对于“双减”政策的对象、责任、质量、公平方面存在的理解误区,以及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了建构综合治理体系,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不同层面给出相应的治理建议,以期为政策的更好实现提供解决思路。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本科教育改革中创新人才培养回顾与反思——政策分析视角

在对本科教育改革政策中的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将本科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发展历程划分为理念启蒙、政策目标确定和实践准备、全面推进三个阶段。从政策分析视角看,我国创新人才培养实践面临政策目标模糊、政策目标群体复杂及政策实施偏离目标等问题,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创新人才培养政策、构建多样化的激励机制以满足政策目标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以及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实施环境等政策举措来实现创新人才培养。     

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模型分析

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政策在执行阶段往往出现偏差现象,即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这给政府合理运用政策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调整带来很大困难。通过运用主观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政策执行者因主观因素所引致的不同执行方式进行模型阐述,以此来解释造成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部分原因,为进一步分析政策执行的偏离现象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