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的价值共创与应用实践

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是一个文学与地理相结合的古代文学知识型应用平台,挂靠在搜韵网站上。研发者是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学术团队,用户群体包括专业学者、古代文学爱好者及部分普通用户。平台秉持“众帮众筹、共建共享”价值共创理念,以数字技术为赋能手段,注重用户需求和体验,通过文献资源共享和用户交流互动,实现研发者、用户及搜韵网站的价值共创。在应用实践中,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主导文学资源服务逻辑,在学术研究、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通过研发者创造、用户参与、平台赋能,实现了多主体、多维度的平台价值共创模式。     

在还原中建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全面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明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史实收录方面,《编年》注重收录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和与科举考试、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体现了该项研究的交叉性质。在文献使用方面,《编年》大量采录登科录、碑志、行状、序跋等原始档案和集部文献,力图立体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鲜活生态。     

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     

穷达皆能为国忧——论唐宋贬谪文学的济世心态

贬谪是古代文士常有的遭遇,贬谪诗文是古代文士泣血的艺术精华。在唐宋文士抒发贬谪感慨的作品中,有着深切的济世情怀。虽然其间偶然流露出对官职的念念不忘,对旧日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但更多的是对国家时局的热切关注与未来理想的美好期盼,这些是其艺术创作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的嬗变——基于对《世界文学》的考察

"世界文学"图景是建构的产物,依赖于文化历史语境,也因此会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产生变化。《世界文学》作为新时期主流翻译文学刊物,参与了"世界文学"图景的建构。和建国初期以及"文革"时期相比,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发生了明显变化:就国别而言,从苏俄文学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各国文学的"百花齐放";就文学类型而言,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化为"西方现代派";就作品选择标准而言,从"革命""进步"过渡到"经典性"。这其中有文学期刊内部的直接原因,主编和主办机构的专业化;有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双百""二为"方针的提出;也有中国文学场域内部的要求。     

关学思想史的探索与重构——评《关学学术编年》

《关学学术编年》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思想发展的编年体著作,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系统发掘关学学者,并对其思想作出较为客观定位的思想史著作。具有学术编年与思想史叙述相结合、关学学者的精选与原始文献相结合、博采众说与辨惑裁定相结合的特色。不仅填补了关学编年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关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成果。     

《唐宋诗史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获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主攻唐宋文学是热门，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王友胜同志所著之《唐宋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版）自辟蹊径，心有独得，无论是研究领域开拓的宽度，抑或是研究成果达到的深度，都可以在琳琅满目的唐宋文学研究成果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     

从文体类型和创作生态看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例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首次以编年形式展现有明一代文学与科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研究视域两方面都具有创新之处。从中可以发现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     

诗与史合奏的乐章——许衡的《编年歌括》

许衡的《编年歌括》以歌谣的形式铺叙历史,是诗、史联姻的结晶,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念。组诗的艺术特色主要反映在整体编排,时间意识,概括简约,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统一以及语言的通俗化、精炼化、形象化和音乐性、节奏性等方面,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是前代咏史诗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新世纪元稹研究的重大收获——评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

元稹是中唐文坛上成就卓著的作家,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元稹的诗歌在当时得到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的广泛喜爱,元稹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并不亚于白居易。但是在其身后,白居易“一枝独秀”,后人对他的评价越来越走高,而元稹则成了“明日黄花”,风光不再。对元稹评价的走低,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元稹人品的认定,但文学研究不是道德审判,更何况以前“控方”提供的证据本身多少还存在一些问题呢!元稹不被看好,对他的研究也就比较萧条冷落,截止到上个世纪末,大陆元稹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只有一部卞孝萱先生的《元稹年谱》与一部…     

人类学眼光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对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种解读

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与实践中,杨义对本土与西方、边缘与中心、书写与口传、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多重关系的重新审视,显示出丰富的人类学内涵。这既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中诸种缺失的自觉省察,也是对方兴未艾的文学人类学思潮的一种回应,在今后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杨义所倡导的大文学观,使得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百年失语之后,有了回归本土范式的可能。     

父权文学传统描绘下的爱尔兰地图——浅论后殖民主义关照下的爱尔兰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

文章以由话语绘制而成想象的地图(cartographic presentation)探讨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借由书写、再现的行为,在延续凯尔特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重新建立自身主体性,进而重新绘制爱尔兰的新地图的尝试。但同时透过解析叶芝、希尼等爱尔兰男性作家所建构的雄性史诗指出,在追求爱尔兰性的过程中,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又陷入另一窠臼:将爱尔兰民族性阴性化的策略——国族即女性的文化想象投射于爱尔兰主体身份的建构,或者将女性物化为无生命的国家象征物,这些修辞其实就是男性按天生的权力对女性实施支配,实现精巧的内部殖民,也是一张爱尔兰男性强加于女性的殖民版图。     

辑佚视角下的唐宋《春秋》学研究——读《唐宋〈春秋〉佚著研究》

黄觉弘教授所著的《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是一部兼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辑佚学新著。其特点是辑佚与考论结合,清晰地展现了既注目于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真相,又突出佚著佚说重点的学术特色。其所具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既可为唐宋《春秋》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唐宋《春秋》学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同时"对于唐宋时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也将大有裨益"。     

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深化与突破——评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从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命题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此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论文与专著.关纪新先生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作以20世纪民族文学关系为重点,采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凸显了作者独具特色的书写目的与创作价值.它是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深化与突破,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内容典范之作.     

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兼及对 “ 诗分唐宋”的新考察

同为宋诗代表,苏轼和黄庭坚的地位与本质有着明显差异。从内容、形式、风格看,苏、黄差异纷繁复杂。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才能得到清晰凸显：苏诗重在 “ 历时变异” ,体现为章法特色,比如 “ 突转” 、“ 回环” 、“ 发现” ;黄诗重在 “ 共时对立” ,体现为修辞习惯,比如 “ 夺胎换骨” 、“ 以物为人” 、“ 避体就用” 。从思维模式看,苏诗与唐诗根本融通,黄诗与唐诗根本隔膜。苏、黄的思维差异,昭示着唐诗与宋诗的本质分野。然而,唐诗终究高于宋诗,苏诗终究高于黄诗,根本原因是 “ 历时变异”的思维模式更符合语言艺术的本质属性。     

弥尔顿《失乐园》的文学特征

弥尔顿的写作意图是"维护永恒的天旨,向世人昭示天理的公道",作为革命诗人,弥尔顿要用他的诗唤起人民反抗君主专制的斗志.文章从语言表达、文学主题、文体风格等几方面分析了《失乐园》的文学特征.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传播的定量分析——论王兆鹏等著《宋词排行榜》的四维空间

用量化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由来已久,王兆鹏等著《宋词排行榜》以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所指导博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将当代读者和"互联网页"纳入分析范围,其价值有计量历史学、文学文献学、文艺鉴赏学和网络传播学的四维空间,是回应国民阅读转型的学术关怀,既有信度和高度,又不失温度。但因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等限制,对于揭示宋词名篇在不同时代的嬗变过程和定量研究的学理基础尚需给予更多阐释。     

论《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

《资治通鉴》在叙事、写人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运用多种叙述手法,以情节演绎历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为主,结合运用限知视角叙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叙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虚构成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些文学表现手法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源泉。     

论《随园诗话》中袁枚对唐宋诗的态度

传统诗学认为诗分唐、宋,针对这个问题,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反对诗分唐宋,他认为诗歌,＂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妙＂即＂性灵＂。袁枚以＂性灵说＂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这是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诗学观使诗人创作道路得以解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