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影响美国环保政策制定的因素

虽然美国大多数民众对环境保护持支持态度 ,但美国政府的环保政策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至小布什政府前期环保政策更是表现出倒退趋势。本文意在分析影响美国环保政策制定的因素 ,从而得出 ,美国环保政策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环境保护组织、反环境保护组织及国会与总统在制定政策时的交锋。因而 ,美国环保政策虽然时有倒退倾向 ,但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仍然有向前发展的趋势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外区块链政策相关研究现状及启示

为探析国内外区块链政策研究发展,以2014—2021年中国知网CSSCI期刊和Web of Science的核心集合上收录的区块链政策相关文献为样本,采用Citespace V软件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并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外区块链政策研究的高被引文献、热点主题以及演进趋势等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表明：国内对区块链政策的研究开始较早,且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而国外区块链研究涉及的领域主要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医疗;国内区块链研究呈现探索—发展—完善的趋势,而国外研究目前处于发展阶段。从时间跨度、应用领域、主题和演进趋势等4个方面对中外区块链政策研究特征进行比较。国内区块链政策研究应加快构建区块链政策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深度调研区块链政策涉及的领域、努力实现区块链政策与国家治理高度耦合和细化制定区块链相关法律法规等。     

气候政策金融化:问题与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确立之后,金融化便成为气候政策过程的主导逻辑。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代理关系、股东价值最大化偏好以及去监管与市场导向等多元变量共同推动了气候政策金融化的深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从气候政策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气候领域金融工具的大肆运用衍生出包括碳市场投机、碳定价下跌以及横纵双向的阶层地理分化等在内的负面政策后果,制约着全球减排目标的达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调整碳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责任关系,改革失衡的碳交易体系,并适当应用碳税和碳定价等政策工具,结合气候治理与金融治理,创建平等平衡的新型气候政策金融化参与方式。此外,中国应汲取欧美气候政策过度金融化的经验教训,在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加强政策监管,预防潜在风险。     

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 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步入"3.0时代"。在3.0时代,国家行为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其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次国家行为体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而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次国家行为体已不仅仅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者、国家气候政策及立法的坚定执行者,它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目标的主要落实者。为了实现次国家行为体的这些功能,我国城市可以从积极开展地方气候外交、深度融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新管理地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主动开展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国内外全球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前沿对比分析

目的通过对国内外全球治理研究领域的可视化分析,揭示出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方法：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全球治理领域文献从发文量变化、作者、机构合作特征、期刊叠加、国家分布、关键词共现、聚类和关键词的突变性进行研究。由此得知,国内外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其中国外的研究较早于国内,但是整体发文数量低于国内。国内核心作者、机构的个体产量相对国外较高,但是国外合著率高于国内。从发文的机构性质来看,国内的机构范围更广;从研究国家的分布情况来看,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亚洲是研究较多的区域,其中美国在国外的研究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从学科领域和知识流向来看,经济学和政治学是国外研究主要涉及的领域,少部分涉及数学、生态、生物、海洋和环境等领域。结论：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海洋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及国家治理是国内研究的热点话题,而国外主要涉及了气候治理和经济治理。国内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增强治理中党的领导力、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维护全球秩序良好发展。国外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全球能源治理及全球...     

应急与演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卫生治理政策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出鲜明的应急导向和特征，依据公共卫生应急政策变迁可探究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历程与规律。以1978—2020年中央层面出台的460份公共卫生应急政策为样本，采用政策文献量化方法，从政策时间、政策类型、政策主体、政策问题、政策工具五方面可以对政策变迁的外部属性与内部结构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公共卫生治理呈现应急性演化趋势，即政策数量总体增长与阶段波动共存、政策主体权威性与多元化交互、政策主题应急性与连续性共生、政策工具组合性与主导性共在。据此，从政策角度提出优化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改革的对策建议，即协同政策主体，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强化政策工具，提高应急响应效率；优化政策议程，实现智慧应急治理。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适度能动”之气候司法研究:域外实践与实现路径

气候司法是我国气候应对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对气候立法、气候行政行“能动纠偏”之用。我国气候司法从被动、弱能动，当前呈现“强能动司法”的发展趋势，但司法政策和理论研究都对气候司法提出了“适度能动”的要求。本文意欲厘清中国语境下“适度能动”气候司法之实现路径。通过对中外气候能动司法实践与理论展开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相较域外“造法型”气候能动司法，以“服务保障”国家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回应型”气候能动司法有着更广泛的“社会控制”意义，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挥司法的气候治理作用。但中国能动司法不可跳脱出其宪法定位，不可代位甚至超越行政权和最高权力机关之立法权。气候司法于气候立法“补位而非代位”,于气候执法“辅助监督而非代位干涉”。中国“适度能动”回应型气候司法有“气候规制监督”“气候损害救济”“气候刑事惩戒”和“气候政策保障”四条实现路径，故此应强化检察机关气候法律监督职能，探索公益诉讼预防性功能，拓展“大环资审判”格局；减少公民个人承担气候刑事法律责任的情形；避免“绿色原则”之滥用，限制预防性检察行政诉讼的提起范围，审慎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     

演变与应对：气候治理语境下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新审视——以《巴黎协议》为中心的考察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在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中演变的内在逻辑是合作主体向多元化拓展、合作依据向以碳排放量这一客观标准转换、合作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合作利益立场向碳排放大国与碳排放小国方向分化重组。中国需谨慎对待这种演变趋势及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的领导权,在为国内气候治理提供法律支撑的同时,引领气候治理模式向“自上而下”适度回归,拓宽非国家行为体气候治理渠道,合理运作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对自身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承担国际气候责任,贡献中国智慧。     

经济史视阈下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从中可以揭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诸多特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交叉对比,对这一经济指标予以重新核定。从核定结果看,当时的东北农村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趋势:一是传统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农作物种植结构向自给化倒退;二是日本殖民者根据自身需要强行推广的新兴作物呈现畸形增长。这两种趋势既揭示了伪满政权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远大于建设,也充分暴露出日本殖民者低于成本价掠夺东北农产品的暴虐性及其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扩张其所需农作物的掠夺本质与荒诞性。     

国外学术界关于欧盟气候政策研究的进展

欧盟气候政策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气候政策的发展、欧盟内部气候政策、欧盟气候外交、欧盟的国际气候领导权等四个领域,其中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欧盟的国际气候领导权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总体看,国外学术界对欧盟气候政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凸显出重经济分析、轻政治分析的趋势.此外,欧盟气候政策的综合研究和理论分析尚显薄弱.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面临困境,即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治理能力和制度准备却显著不足;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由于自身特殊性引致的困境,即气候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暴露出现有气候治理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国自身存在的低碳转型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破解全球气候治理僵局,中国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进行战略布局,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通过灵活方式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切实稳步推进中国的国内外经济战略。     

多层治理背景下的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兼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比较

欧盟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治理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欧盟又率先形成了地区性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将气候治理的理念和目标分解到具体的气候政策中并取得了实效.通过该机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体现出欧盟在该领域的开创性,同时也为研究欧盟机制与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论“禁止生态倒退”的国家义务及其实现——基于水质目标的法律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法》应发挥禁止生态倒退法、生态修复法等面向的规范功能。鉴于历年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国家有义务在法律层面确认禁止生态倒退原则。禁止生态倒退原则是内生于《环境保护法》的一个隐性"未列举"原则,防止国家在环境义务和责任履行中的"越位"与"缺位",甚至"不在场"。国家环境义务维度是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实践的一次重大转换,可以成为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保障的有益补充,也是公民环境权益的间接反向证明和镜像投映。国家应完善"水生态拐点"的制度安排,避免水环境保护工作和制度实施出现"瓶颈"甚至倒退,从而促进我国环境法制(治)"拐点"的到来。     

国际组织自主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联合国——聚焦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自主性是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核心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仍主要强调其作为主权国家弥合分歧实现合作的平台的作用,对其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关注十分有限。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是观察联合国自主性的重要案例。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主性概念发展的学术讨论,将国际组织自主性定义为基于自身政策偏好,调动其权威和资源寻求对特定议题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能力,并进一步构建了行动、意愿和结果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针对行动维度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机制设计三方面分析此次峰会中联合国的自主性行动;其次从议题与国际组织互动的视角指出气候议题在联合国议程优先性的凸显、治理真空的扩张、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气候议题的偏好推动了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行动意愿的提升;最后,针对峰会结果对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和展望。     

日本的“氢能源基本战略”与全球气候治理

作为能源依赖型国家,日本经历福岛核电事故后再次面临能源困境,与此同时气候减排压力也不断增加。在慎重考虑核发电、重回火力发电、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FIT制度)等多措施并行的情况下,日本的减排困境依然未能有效突破。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开发新能源技术来突破能源困境,落实气候减排承诺。"氢能源基本战略"作为日本新能源政策的最新落脚点,无论是产业技术还是政策特征都具有优势。该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日本突破能源困境,缓解日本在福岛核电事故之后的减排压力,帮助日本完成《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这项政策可以帮助日本提高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提升日本在国际环保领域的外交影响力。此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结合产业发展这种气候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的模式,也为日本的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国外城市气候政策实验的三种治理风格

近年来，以城市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者采取的各种可持续性治理举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关注。基于以往分析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的科技社会学视角，政治学视野下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的政治学——是一种探究全球范围内城市的制度安排或公共权力关系结构与可持续性治理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概念、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个理论视角的一个主要面向是透视气候治理实验在内的可持续性政策实验进程带来的治理变迁。就此而言，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城市气候治理实验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特征的政策风格：发端于20世纪最后十年的“市政自愿主义”、开始于20世纪之初的“战略都市主义”和最近兴起的“气候连接性城市”。总体而言，在混合多边主义的国际气候治理格局中，城市气候政策实验既带来治理机遇，也面临着诸多制度性挑战。在城市公共行政与环境政治相结合的进路上，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城市可持续性转型研究议程。     

当前物价调控中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思考

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国家物价整体水平呈现上涨趋势,面对物价的节节攀升,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但收效甚微。新形势下调控物价,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制度创新,构建政府执行文化,加强宏观调控职能建设,转变政府经济管理方式,加强市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