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以修正Schott相似度模型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省级亚产业层面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测度方法。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及二者异质性行业层面均稳健成立,该机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追随者和被俘获者的概率,破解被国外拥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跨国公司“卡脖子”困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税负及负向外部冲击均不会改变该作用机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技术赶超陷阱的重要路径,为制造企业锻造了产业和技术“长板”,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改进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2011-2015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情况及两者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旨在为福建省产业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福建省制造业的企业集聚程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反之,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企业集聚程度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泉州市、龙岩市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最具专业化优势的地区;福建省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呈现"平缓-低速"的下降趋势,各设区市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且变化趋势各异,其中,协同集聚程度最高、最低的地市分别是厦门市与三明市,形成了沿海高值片区包围内陆低值中心的"OJ"双层空间结构。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

用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利用区位熵和SBM-DDF模型,测得高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两产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两产业协同集聚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且大部分省份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促进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累积循环效应,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还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分行业来看,高新制造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协同集聚对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视角的案例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于优化地区产业布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平台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特例,平台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规模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将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到互联网平台层面,从互联网平台和虚拟集聚的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总结了“派生式”、“共生式”和“自生式”三种协同集聚形态,并通过案例加以佐证,以期对二者协同集聚作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描绘。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致的相互剥离,又显现为差异化优势驱动的相互融合.尽管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仍不发达,而且中低端制造业去产能进程和智能化转型缓慢,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向制造强国的突出短板.为此,需要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有效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加大顶层设计和统计决策制度建设力度,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新生态.     

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空间集聚和信息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考虑信息化的作用时,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同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要求并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以制造业效率提升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当权衡空间集聚与信息化趋势.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以四大城市群为例

文章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利用我国四大城市群的59个地级市200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研究结论是可靠的,但不同集聚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进一步从区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各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作用方向、作用阶段和极值点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从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载体研究

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成为经济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依据两者的产业属性特征,从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4个方面,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载体运行方式,以期为区域产业关联分析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工具。其中,资金关联通过资金渠道和金融创新来实现;人才关联表现为猎取、培训和转移3种方式;技术关联以交流平台、咨询服务和研发支持为主要表现形式;信息关联则借助信息交互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对接、数据交互处理和国家政策解读的关联功效。     

工业化中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存在着协同定位效应,并且该效应受商务成本和城镇化率的影响。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所不同。工业化中期,在相互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工业化进程中的“挤出效应”使二者空间分布呈现相互分离态势。湖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通过分析2003-2012年数据,得出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存在着相互排斥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产业高度的实证分析

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高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对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提升作用的发挥。依据这些条件,从城市功能分工的角度做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本存量、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制造业增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四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固定资本存量和从业人员数均是制造业的格兰杰原因,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为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三个变量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顺序依次为固定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生产性服务业,由此表明重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较弱.     

论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

2016年,我国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产能过剩、资源利用率低的现状,我国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应不断提升产品的供给质量,产业结构应进行中高端升级改造。完善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减轻投入的要素扭曲,并提高生产资料利用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相较于处于生产端上游的制造业产业,居于中端和下游的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而制造业高端化升级,需要服务要素作为上下游产业的纽带。从自由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角度而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能够扩大国内外市场,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竞争,提高服务业产业的供给质量,强化产业基础,辅助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

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探究了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对混合贸易企业、本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此外,技术创新、企业进入退出是制造业上游垄断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过程中要重视上游行业市场化改革,打破制造业上游垄断,助力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高技术制造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为背景,探讨了开放生产性服务进口是否能够促进我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利用2002—2016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企业数据和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数据,深入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高技术制造企业自主创新产出和投入影响的大小、方向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我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和自主创新投入;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会通过提升高技术制造企业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劳动生产率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该影响因进口生产性服务类型的不同而显著不同,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服务进口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该影响也因高技术制造企业的经济组织模式和规模差异而显著不同,对于非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大开放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和研发服务,降低引进高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成本等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文章首先通过拓展一个可变加成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刻画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全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等匹配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纯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对纯一般贸易和中西部地区影响较小或不显著。此外,市场化进程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提升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因此,中国制造业在迈向中高端和向中西部梯度转移过程中,始终要重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此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