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活动中人工智能证据的“偏在风险”及法律应对

人工智能证据丰富了证据种类,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但是基于人工智能所具备的数据来源广泛性、算法黑箱性和表达专业性,人工智能证据存在证据“偏在风险”。解决证据“偏在风险”问题,一是制定统一的算法标准和准入规则,严把入口关,将非法人工智能证据予以排除,同时要警惕算法内嵌的价值偏向;二是建立健全算法审查和监督机制,组建融合法学、计算机知识的专家委员会,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入手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人工智能证据监督和审查体系;三是完善人工智能证据的质证规则,通过有侧重点的证据开示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强化质证权利。     

《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1条事故调查报告的理解与反思

事故调查报告是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行政性、集体性、确定性特点.事故调查报告属于主观性证据,无法适用行刑证据转化规定,但因其内容的可靠性和报告形成的不可替代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01条赋予事故调查报告中专门性意见的证据资格.这虽然有利于解决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认定难题,但可能导致审查形式化,忽略鉴定检验的必要性,混淆专业意见与事实认定.中国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认定本就存在较大的结构风险,如公检法三机关主导、当事人权利缺位、意见的外部质量控制机制缺乏等,调查报告的引入可能进一步放大风险,对此应当警惕,并建立配套机制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中口供刍论

口供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过程,反映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由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人道的不断发展进化过程。各国关于口供可采性的规定大体分为两类:其一、确认口供为法定证据,但必须加以限制;其二、认为口供不是法定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证据地位及建立口供可采性规则的研究。     

论刑事诉讼中行政鉴定证据的使用

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范目的以及诉讼经济、现实的刑事司法需求等方面来看,行政鉴定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具有合理性。行政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要件主要包括鉴定能力、鉴定材料、鉴定规程和方法、鉴定意见的关联性及形式要件;对其证明力则主要审查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对于行政鉴定中的法律评价要区别情况进行处理。对于行刑衔接案件,应根据当事人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申请重新鉴定而分别处理其在行政程序中的重新鉴定。对于有争议的行政鉴定,法官原则上应要求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应当选择行政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专家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若需要以司法鉴定方式对原行政鉴定事项进行重新鉴定,应选择其他适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论司法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效力——兼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的检讨

司法鉴定 ,作为一项科学实证活动 ,在诉讼中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鉴定结论 ,为侦察行动以及审查、核实其他证据提供着依据和线索 ,为诉讼、审理提供着证据 ,但又必须正确认识鉴定结论产生证据效力的前提和条件 ,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鉴定结论 ,正确看待结论在证明效力上的局限性 ;正确对待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民事责任问题。随着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 ,要逐步确立由鉴定机构责任向鉴定人责任转变 ,实现以鉴定人责任为主 ,鉴定机构责任为辅的方式 ;要抓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与现行诉讼模式相适应的适合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制度 ,设置“多元化”的管理体制 ,以使鉴定结论更具科学性 ,管理更加规范 ,司法更加公正 ,冤假错案产生的机率更小。     

德、日两国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既往的关于证据收集的研究大都从当事人收集证据和法官审查证据的关系入手,进而主张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对当事人如何收集证据关注较少。本文以德日两国的证据收集制度为分析素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构想。     

科学证据采信的基本原理

科学证据的采信方法,是一种经验化的科学实验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具有科学属性,需要遵循科学实验研究的特定法则,这具有一般性和公理性;其次具有法律属性,需要按照法律解纷的具体目标设置和模式,谨慎吸收科学实验研究中那些能有效解决讼争中专业问题的成果,这具有特殊性和语境性。这种采信方法的外化,在法官采信科学证据的问题结构中分解为知识问题与法律问题。前者产生于科学知识的证据法运用。根据科学证据生成的知识层次性,知识问题分知识分界、知识确证、知识误用、知识复核四个部分。在法律层面上解决上述知识问题,基本原理是用事后可检验的科学方法标准规范科学证据的生成,用懂得这些方法标准的专家帮助法官评价科学证据的生成,前者是知识外显的科学客观标准,后者是知识内隐的专家主观标准。科学证据采信标准即是这种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的统一。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中,能否寻找到这样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生成与评价标准,是科学证据采信疑难能否解决的核心问题。     

关于鉴定结论基本理论的思考

鉴定结论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其科学可靠程序往往是认定案件的依据。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诉讼中的鉴定将愈来愈多，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文章对鉴定结论几个基本理论作了探讨，认为鉴定结论不等于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法院不能既制作鉴定结论，同时又审查和认定鉴定结论；要想使鉴定结论的效力既尊重科学，又符合法律；应当建立符合国情的鉴定结论评判标准。     

视听资料及其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法定证据形式之一的视听资料,是与争议事实的发生过程同步产生的照片、录音和录像;影响视听资料证明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获得该证据的具体情形,采纳该证据的目的和使用该证据的程序的性质,应当依据具体情形分类确定视听资料的证明能力.关于非私人场所或获得全部当事人同意的关于私人场所的视听资料,具有证明能力.利用公权力制作的关于私人场所的视听资料,可能侵害公民通讯秘密权或隐私权,法官应遵循合法、权衡的原则限制其证明能力.在民事诉讼中,由当事人亲自制作的关于私人场所的视听资料,若没有被非法宣扬,具有证明能力,反之,不具有证明能力;由非当事人制作的此类视听资料,不具有证明能力;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权衡侵害他人权利的此类视听资料的证明能力.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功能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诸多难以解答的疑问要求理论分析的视角从“制度逻辑”转向“制度功能”。限制证据能力、排除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证据材料,一直被认为是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法律功能,但是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实现过。受侦查中心主义和侦查案卷审判模式的影响,证据分类制度实际上发挥着“强化侦查案卷证据能力”的功能。因此,建议从审判视角重新定义证据种类,以司法解释方式限缩侦查案卷在审判中的使用,逐步实现我国证据分类制度从“强化证据能力”转向“限制证据能力”的功能归位。     

民事证据限制契约论

民事诉讼由辩论主义所支配,当事人对诉讼享有处分权,因此证据限制契约应当具备诉讼上的效力。但是,当证据限制契约与自由心证以及法官的职权证据调查相冲突时,证据限制契约则不合法。我国存在认可证据限制契约的条件,但在具体适用上必须注意缔结时限、缔结种类及范围问题。     

对现行证据法定形式的三个疑问——我国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因应之道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本文将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疑问,从三个疑问入手来分析现行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缺陷,总结出现行证据法定形式存在的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证据法定形式进行重新审视,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辩护律师有效质证鉴定意见的现实路径及其层级性模式构建

作为运用科学原理的判断性认识活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受到主客观因素限制,鉴定意见出现失真的可能性不可避免。辩护律师确定其合法性、关联性及真实性需要经过有效质证。辩护人对鉴定意见质证路径的正确选择是辩护人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刑事审判中申请鉴定人出庭、重新鉴定和专家辅助人三种质证路径存在一些问题,给辩护人对鉴定意见排除合理怀疑造成较大障碍,影响辩护的有效和顺利实现。因此,应该建立申请鉴定人出庭、重新鉴定和专家辅助人三种质证路径的层级性模式,实现辩护人对于鉴定意见富有意义的审查判断。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司法鉴定职业要求及其行为规则构建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要求司法裁判公正、准确。司法鉴定在诉讼中的作用是通过专家的专门知识帮助裁判者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证据,实现公正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目标和司法鉴定职业的功能要求司法鉴定职业应具备中立性、公共性和帮助性。为实现这一要求,可以通过建立专业的培训与考核制度、加强行业内部审查提高专业技能和培养专家的职业认同感、健全司法鉴定职业的职业道德规则等措施构建司法鉴定职业行为规则。     

简论美国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运用科学证据来发现和提取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着重要作用,加强对科学证据在诉讼中证据效力的研究受到了各国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美国于1923年确立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的关键在于科学界对于该技术的“广泛接受性”。多年来,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在诉讼中的运用表明该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1993年出现了道伯特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并取代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主要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我国目前尚未确立评估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方法,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来构建我国的科学证据评估机制。     

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

诉讼证据中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的收集、运用、识别和认定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诉讼中要突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必须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或者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具有对抗性的举证和质证、分析和反驳,同时,法官应着重审查原被告或控辩双方举示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对诉讼证据中蕴涵或留存的案件事实信息是否真实,以及这些案件事实信息是否就是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是否能够足以证明(即恢复或还原)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等进行识别和认定。     

论现行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据即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真实事实.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的实质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证据及其运用是刑事诉讼的中心问题,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证人的资格和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但对证据运用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证据规则未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容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界限模糊而不易操作,应在新刑事证据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论现行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据即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真实事实。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的实质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证据及其运用是刑事诉讼的中心问题，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证人的资格和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但对证据运用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证据规则未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容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界限模糊而不易操作，应在新刑事证据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论我国法官辅助人制度的构建

法官辅助人根据审判人员之委托,协助审判人员判断双方专家证言或者鉴定结论的真伪,从而参与诉讼活动。我国应建立“鉴定人＋专家证人和法官辅助人”的大司法鉴定模式,据此构建我国法官辅助人制度,并着力于对法官辅助人程序的启动、选任资格、诉讼权利义务规制以及判断结论的采用标准等方面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