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期间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了当前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主要关注收入的决定因素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多层次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使教育和工作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贬值,并且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基本差别并不产生影响,总的来说,收入的不平等仍然较低并且和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小,这是因为在发展较快的城市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在某各程度上被人力资本的低回报给抵消了。一个似乎可行的解释是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城市还未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收入水平、不平等感知与主观福祉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规范视角分析了不平等感知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对不平等的感知越强,其主观福祉越低,且这种不平等厌恶主要存在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更加关注社会差距问题,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不平等感知;伴随着不平等感知越强,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也越高。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不仅要完善客观收入分配结构,更要重视居民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感知,加强有效信息的及时公布,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此外,三次分配在中国有较良好的群众基础,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补充作用。     

灾后重建中的资源再分配与健康不平等:基于三期汶川地震重建调查

基于2008年至2011年间三期汶川灾区调查数据,本文假定应急救灾、恢复重建和重建结束三个阶段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存在差异,进而分析这一时段不同职业和教育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首先,在自评健康上,2011年呈现显著的教育梯度,而2008和2009年则无显著的教育差异。其次,在心理健康上,2011年存在显著的教育梯度,2009年存在较弱的教育梯度,2008年未呈现系统性教育梯度。第三,在自评和心理健康上各年份均未呈现系统性的职业阶层梯度。第四,稳健性比较分析表明灾区健康差异模式存在独特性。本文认为,在应急救灾阶段政府再分配能力骤增,提升了弱势阶层的医疗资源可及性,进而降低了阶层健康不平等。但该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重建结束、外部资源减少,不平等会回到常态社会水平。     

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东亚福利体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基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的比较分析

在福利体制的分析框架下,东亚福利体制国家在儿童照顾领域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福利态度.利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 2012年的数据,对东亚国家社会成员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进行判断,从国家与个人特征两个层面分析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到有限的儿童照顾政策影响,东亚福利体制国家中儿童照顾的福利态度总体倾向于家庭化,由韩国、日本到中国家庭化程度逐步加深.儿童照顾福利态度更多受到个人特征影响.性别、城乡与劳动力市场因素是影响中国、日本与韩国儿童照顾福利态度的主要差异点.日本与韩国女性的不利地位使得处于育儿阶段的女性期待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儿童照顾支持,快速城市化使中国的大城市居民对儿童照顾支持有着更高的期待,隔代育儿的传统则使中国的就业者与育儿阶段的女性能够从家庭获得更多帮助.     

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实证测算与方案模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与资本收入份额的显著提高密不可分,评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适时进行课税调整刻不容缓。基于CHFS2013数据,采用修正的MT指数和效应分解方法,对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整体收入调节效果甚微,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税阶层累退性十分明显;同时,基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趋势,结合14种课税方案的再分配效应模拟,选择将个人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以及财产转让收入一同与劳动收入纳入"大综合"范畴,将财产租赁收入放在"小分类"类别的半综合征税模式,可作为中国下一步个税改革的优化选择。     

收入不平等究竟如何解决?——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2013年9月,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了法文版《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发现并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和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呈现出了与19世纪相似的两极分化情形。他运用历史数据,估算了近300年的资本收入比,得出的结论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可以自动导致社会收入和财富均等化的理论。无论是就研究方法还是所得到的基本结论而言,《21世纪资本论》都可以称作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和思想贡献,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学术著作。     

“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户籍人口实现了身份转换,成为制度认可的新市民。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即使户口状况相同,"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的结果显示,"农转非"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且歧视程度随着分位数的变化呈现倒U型趋势。同时,"农转非"人群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歧视降低了自致型"农转非"人群相较于城市原居民的禀赋优势,而外致型"农转非"人群则面临人力资本劣势与就业市场歧视的双重压力。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地理空间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FPS2016的经验分析

与关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着重以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处境予以解释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家庭房产的地区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基尼系数按地理空间分解后显示，相对于家庭收入或家庭人均收入的地理空间差异而言，家庭住房资产的地理空间差异更为突出；运用赫克曼两步回归法分析资料发现，地理空间因素不仅影响产权住房的获得，对房产产值的效应也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我们的基本论点：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而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注地理空间这一结构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社会不平等后果不仅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也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     

如何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基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与测算

消费需求不足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当前从居民收入分配视角,可以探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测算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实证分析方面,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的多轮微观数据可有以下研究发现。一是收入分配是居民消费倾向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1995—2018年间其贡献处于10%～30%,并且改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居民整体消费倾向的上升。二是当前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最高20%群体可支配收入的10%转移给收入最低20%群体,可以使居民消费总量提高3.73%,由此推算居民消费率可以从38.67%上升至39.54%,进而扩大需求,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此外,在测算过程中,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进行估计和分析。     

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全国、省际和八大经济区域三个视角出发,利用全国及31个省级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城乡居民总收入相对差距系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对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四种分项收入的不平等效应不但具有性质与大小的差别,而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从影响性质来看,经营性收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影响大小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呈递减状态.同时,通过区域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各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     

福利国家“社会投资转向”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吗？——基于18个经合组织福利国家的实证分析（1990—2017）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范式试图超越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本文利用经合组织国家社会福利支出数据库（SOCX）和福利国家比较数据集（CWS）建构了涵盖18个经合组织福利国家1990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福利支出指标和税后基尼系数为代理变量,检验了福利国家社会投资转向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特别是福利体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条件下,福利国家提高社会投资类政策支出比例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在主效应的前提下,福利体制对两者的关系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强化了两者关系,而南欧和东亚福利体制削弱了两者关系。这表明福利体制对理解福利国家的社会投资转向改革以及缓解收入不平等仍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生命力。     

集体谈判制度与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基于经济危机的思考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遵循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原则,劳动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几种要素的价格要低得多,这必然造成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中的比重偏低,导致劳动者收益普遍偏低,也必然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在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住、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只有完善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才能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获得更大份额.而保证工会的独立性是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的根本途径.只有当工会组织真正代表工人、相对独立于政府而与资方及其组织进行平等谈判时,集体谈判机制才算有效建立,职工或雇员的利益才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保护.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