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与宽严相济——审查逮捕宽严相济操作的科学发展创新

当前审查逮捕实践操作出现从宽适用“无逮捕必要”不捕条件、非犯罪化处理、建议不报捕直接起诉等方式,使检察机关面临“无逮捕必要”的不捕案件不能顺利诉讼、部分刑事和解不捕案件难以保证“宽严适当”及诉讼反复等新问题。为推进审查逮捕科学发展,可考虑以下途径实现：加强去逮捕刑罚功能化、淡化逮捕从严外貌,健全保证“无逮捕必要”不捕案件能够顺利诉讼的操作规程,实施宽严法度评估和逮捕风险评估,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增强社会组织的司法程序措施参与性。     

审查逮捕工作的现状及改进

检察机关降低逮捕率已初见成效,但捕后案件中未获徒刑判决的仍占较高比例。客观来看,逮捕质量不高的案件是由于把关不严、法律法规及证据发生变化以及认识分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标准的偏离、追诉犯罪对保障权利的挤压、证据审查模式的陈旧以及逮捕替代补充措施的缺位也是不争的事实。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循逮捕法定条件、更新工作理念、完善配套措施,进一步提高审查逮捕工作水平。     

我国死刑案件证据制度之完善

案件事实是适用死刑的依据,但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来证明。在死刑案件中,证据问题更是直接决定着被告人的生死存亡。严格死刑案件证据制度,是提高死刑案件质量、减少和避免死刑错案的重要措施。我国应当通过确立或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规则、证人出庭制度,并提高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来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比较法视野中的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之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具体运用

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划分在证据法上的意义在于,对定罪事实必须进行严格证明,而对狭义量刑事实及某些属于犯罪事实的量刑情节,允许进行自由证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在可以运用的证据范围、证据调查方法和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定罪事实的严格证明体现了证据法对于权力的制约功能,对量刑事实进行自由证明则综合考虑了减少诉讼成本、明确主要争点和扩大有利于被告人之量刑资料的适用机会等多种因素.作为对自由证明的限制,在量刑阶段,除了必须保障被告人对量刑资料与信息的知情权和异议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各项权利之外,审判还应该被划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互相分离的阶段,以防止不可采的品格证据所产生的不公正对定罪造成影响.     

论在线诉讼中刑事证据调查的适用逻辑与限度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确立了刑事庭审中在线证据调查的限度适用模式，但因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审慎性，其适用范围的适度延展存在争议。通过多维度正当性论证可知，刑事庭审中适用在线证据调查具有较为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司法资源的合理布局，对消除诉讼资源揭示案件事实的消极影响具有良好功用。刑事庭审在线证据调查的拓展适用可能在一定程度对司法公正产生冲击，但可通过适度规范与限定其适用的案件范围、权力(权利)配置和救济方式予以防范。在信息化时代，适度延展刑事庭审中在线证据调查的适用范围，对于发挥司法信息化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具有积极意义。     

行政执法人员陈述的证据属性——廖宗荣案及其展开

在道路交通管理中,对于“瞬间违法”的案件可以适用当场处罚程序,其证据困境主要发生在当事人违法事实发生时,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场的情况.对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由于缺乏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往往遭遇证据不足的尴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行政机关用什么作为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在类似廖宗荣案的“瞬间违法”案件中,行政机关并非无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尽管只有执法人员一人在案件现场,但执法人员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以利用技术性的方法转化为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或者证人证言,以因应行政诉讼中对证据的需要.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刍议——以对事实的认定为例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判断证据之证据能力即合法性的自由裁量和适用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当前,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质量不高且比较混乱,基本没有规则可循。要搞好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思想和组织上高度重视,加强对事实认定方面在判决书中的说理和公开审判制度,加强监督和对错案的纠正。     

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

诉讼证据中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的收集、运用、识别和认定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诉讼中要突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必须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或者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具有对抗性的举证和质证、分析和反驳,同时,法官应着重审查原被告或控辩双方举示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对诉讼证据中蕴涵或留存的案件事实信息是否真实,以及这些案件事实信息是否就是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是否能够足以证明(即恢复或还原)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等进行识别和认定。     

民事间接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间接证据作为民事诉讼常见的一种证据形式,其依据经验法则和推理构成间接证明方式,该方式是民事诉讼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手段。间接证据因为证明对象多元化、证明力不确定和证明事实方式复杂化,使得法院对其采取了谨慎、怀疑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法院对其运用或是简单滥用证据排除规则、证明力较小规则将其排除,或是以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直接适用证明责任规则裁判定案,使得原本能够认定的事实得不到科学证明。因此,对于间接证据,首先应明确法院仅能依据宽松的证据能力制度对其作有限排除,同时应限制常识性的间接证据证明力较小和真实性规则滥用以及要求法院对矛盾间接证据证明力问题进行合理分析。更重要的是,在间接证明分为证据环、证据链等几种具体类型基础上,应明确间接证明对推定基础的经验法则之要求,确定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多样化模式,并且赋予间接证据在证明欺诈、胁迫等主观事实方面的重要作用。然后法院面对间接证据时才能依赖自由心证来认定事实,使民事裁判建立在规范、严谨的证据审查基础之上。     

审查逮捕程序中的阅卷权：比较与借鉴

我国被追诉人在侦查期间的审查逮捕程序中不享有阅卷权,这种羁押阅卷权的缺失,压缩了辩护权的发挥空间,掣肘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的改造,造成认罪认罚中控辩失衡。为了维护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中的程序主体地位,完善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在借鉴域外羁押阅卷制度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扩张我国现行的阅卷制度,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辩护人(包括值班律师)以及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行使阅卷权、阅卷范围仅限于与逮捕相关的事由及证据、基于特殊利益的需求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阅卷权的行使、构建现场阅卷和电子化阅卷的方式。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将有利于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贯彻控辩平等、有效辩护的基本诉讼理念,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权,使其不受控方的非法羁押。     

我国相似事实证据规则构建研究———以“胡某英案”为视角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具有相似事实,但是依据我国传统观念来看证据链并不完整,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如何认定,在我国现有证据理论中存在困难。以"胡某英案"为例,阐释我国引入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必要性。对相似事实证据规则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适用标准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应采用的适用标准进行构建,并对该规则的程序保障和数额认定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解决。     

证据相关性的逻辑研究

首先提出了解决证据相关性的方法和基本步骤,其次,对证据事实与要证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科学分类和精确刻画。再次,运用概率逻辑的有关知识确定了不同因果关系下证据事实与要证事实间的相关强度;最后,提出了正相关是证据认证要证事实的逻辑标准,负相关是证据否证要证事实的逻辑标准。以上分析,从逻辑上解决了证据何以能证明案件事实,如何证明案件事实以及对案件事实有多大证明力的重大理论问题     

审查逮捕阶段侦查员证言效力及路径选择——以北京市某区检察院“零口供”型公交扒窃类案件为视角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严格刑事证据标准,加强侦查活动监督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由之路,侦查监督部门具备上述职能,责任重大。公交扒窃类案件是北京市某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办理的特色案件,而"零口供"型公交扒窃类案件由于口供及客观证据欠缺,使案件定性困难重重,如何把握审查逮捕证据标准及正确看待侦查员证言,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因此,在侦查"零口供"型公交扒窃类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具体应做到:顺畅公检沟通渠道,及时引导取证;协调确定"零口供"型公交扒窃类案件批准逮捕证据标准;督促公安机关改进执法,多管齐下打击犯罪;完善捕后侦查活动监督机制,有效监督侦查;围绕"以审判为中心",促进侦查员出庭作证并最终形成该类案件办理的良性循环。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论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互认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证据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尤为重要。《民诉法解释》第93条赋予生效判决中事实认定在民事诉讼中无差别的免证效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证据规定》第10条的修正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需进一步对具体的证据互认规则进行构建。竞合或牵连法律事实和证据使用规范的高度重合构成了证据交互使用的前提。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应以尊重各自诉讼规律和价值,进一步区分定案证据和非定案证据,并对不符合证据三性的非法证据一体排除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在具体的规则构建上,对于一般的证据,应根据实物类证据与言词类证据不同特性确立不同的互认规定;对于判决主文和事实认定的互认,因两种诉讼证据采信标准不同,不同的诉讼应有不同的结论。刑事自诉案件应区别于民事诉讼对证据严格审查,同时,民事自认在刑事诉讼中应有限制地予以承认。     

案件事实及其形成

法律适用的对象是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与通常理解的事实概念存在本质区别,案件事实即是已被诉讼程序证成为案件事实的生活事件,案件事实不是既定的、不是被发现的客观事实,而是由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据规则和事理逻辑形成的;很多情况下,事实问题即是法律问题,法规范对案件事实起着型构的作用;审判过程中规范与事实相互作用且自我显形;事理逻辑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一研究能揭示出形成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法官个人判断的意识因素。笔者采用思辩哲学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的研究方法。     

刑事错案中证据短缺现象的实证分析

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依赖证据,若案件中的证据确实、充分,司法人员就容易得出正确的事实认定结论；若案件中证据短缺,事实就会模糊不清,司法人员则较易出现裁判错误。我国刑事诉讼法把证据的“确实、充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要求定案证据的质和量都要达致很高的水平。证据短缺现象在刑事错案中普遍存在,其特点是:短缺往往出现在司法证明的关键环节,言词证据容易出现证据质的短缺,实物证据容易出现证据量的短缺。导致证据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案件客观条件的因素,也有办案人员的主观因素,研究证据短缺现象对于认识错案发生规律和预防错案皆有裨益。     

网络证据证明原理解析

法庭上对网络证据进行调查时，举证一方必须使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特定的仪器设备进行举证证明，把网络证据中的信息当庭转换为感官可以感知的表现形式，以供法庭获取。通过对网络证据的调查获得的证据信息并不都与案件事实有关，必须进行分析、提炼和加工，萃取与案件有关的部分，形成证据事实。待证事实的证明，实际上就是法官根据调查、分析网络证据得到的证据事实，依据经验规则来推断待证事实。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英美法系国家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发展、比较与借鉴

相似事实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在英国,经历了从早期严格限制相似事实证据的适用到2003年《刑事审判法》相似事实证据可采性标准的降低;在美国,采取了原则上排除、例外的情况下可采的模式,而其例外情况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两国的发展轨迹既存在差异,也有共性,即其基本的发展趋势和理念是相通的：既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避免产生危险的偏见,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防止不公正的审判;同时也要兼顾对被害人等利益的保护及帮助法官对事实全面了解。我国也需要构建与相关性规则密切相关的具体规则,并对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相似事实证据规则进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