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检务下的捕诉一体建设

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发展需要的产物,智慧检务具有增强司法规范、提升司法效率等功能价值。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捕诉一体”办案机制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困境。一是批捕质量和监督力度阶段性下降;二是案件办理尺度不统一、标准不一致;三是考评制度未能及时更新、跟进。将智慧检务与“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深入融合,以检察科技创新为突破口,能有效提高检察官综合素质、创新监督方式、规范检察行为等,为完善“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     

论如何构建我国新型的检警关系模式

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建立在分工负责基础上的配合、制约关系,这种检警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体现了"参与"和"控制"的统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模式已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以致不能真正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等;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致使对侦查行为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纠正;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在质量上难以达到公诉的要求,案件的退查率上升,不诉率居高不下,诉讼效率低等等。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在不违背现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检警监督协作机制———侦捕诉协作机制,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比例原则在捕诉程序中的引入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力推行的"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观点对立。"捕诉"的具体程序设置、权力运行由于受到我国目前检察权性质不明所限,因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并非"捕诉合一"或者"捕诉分离"就能够力行解决。比例原则的引入就为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通过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相称性原则在逮捕权、公诉权的适用,完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利益侵害达到最小限度的制度预期。     

建立健全“反贪侦查一体化”机制

民生问题是检查工作的根本目标和本质任务所在，而只有创新办案模式，改革侦查机制，加强检查机关作战能力，建立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才能充分履行职能，促进和推动民生目标的最终实现。     

涉诉信访问题的法律治理实证研究——以西部某省人民检察院评查剖析的32起案件为例

近年来,社会矛盾集中凸显,很多以案件的形式汇聚到人民法院,有的矛盾纠纷由诉转访,人们习惯性地将这类在信访总量中占比较大的特殊信访称之为涉诉信访。通过对涉诉信访现象、原因、规律的把握,探索建立一套使"访"依法理性回归到"诉"的制度体系。在法治轨道内依法处理涉诉信访问题,要从法院本身着手,找准司法定位,强化办案责任,提高办案质量,推行阳光司法,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或办案不公正、不廉洁;要着眼于诉访分离,建立涉诉信访的审查、分流、办理机制,使进入司法渠道的案件依法尽快处理,穷尽司法程序和措施案结事未了的,给予适当司法救助;要强调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依法维护正常信访秩序,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监察办案与审查起诉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后,如何对接监察办案程序是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监察法》实施和《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一审稿、二审稿）的先后发布,对监察办案与侦查、起诉、审判之间的程序衔接提供了依据和新的解决思路。但就调查与侦查的关系,留置的属性及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运用等方面,仍存在权力界限不清、性质不明等问题,亟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视阈下的侦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改革部署,实现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厘清侦查与审判、侦查与起诉、起诉与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侦诉审关系的运行机理包括：正当程序是侦诉审权力运行的边界,逆向制约是侦诉审权力控制的方式,诉审分离是侦诉审权力实现的要求。侦诉关系是程序合作与业务引导;侦审关系是职能配合与结构制约;诉审关系是诉讼服务与权力分离。重塑以审判为中心侦诉审关系需要做到：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坚持统一证明标准及差异化证据标准、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完善相关刑事诉讼制度。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办案组织形式的完善

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近20年来才开始的,其职权范围、机构设置有其初创和定型的发展阶段。现有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办案的组织形式存在着检察官主体地位不突出、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应该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基本办案组织,并对相关组织进行合理控权与授权。要简化办案程序与强化组织指挥,理顺主任检察官与内设机构的关系。     

“以庭审为中心”下辩方地位的提升及实现

受侦查中心主义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地位式微,辩方正常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改革对辩方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控辩平等对抗。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应当从树立"审判中心主义"司法观念、完善卷宗制度等方面落实法官裁判独立形成机制,在侦查起诉和审查起诉阶段同时强化辩方制约地位,并赋予辩方司法责任追究程序申请启动权以建立辩方对抗的保障机制,切实提升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侦诉关系比较研究

侦诉关系是刑事诉讼中一对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其准确定位对于优化审前程序构造具有重大意义.大陆法系的侦诉合一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诉分立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孰优孰劣.从发展趋势看,两大法系侦诉关系模式越来越趋于协调和接近.我国应当在坚持侦诉分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诉之间的合作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以切实提高侦查、起诉的效率,有效地保障人权.     

侦查程序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

非法取证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存在缺陷:侦查目的发生偏倚,强调起诉、审判准备忽视独立价值;侦查价值发生倾斜,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人权;侦查权力也失衡,权力缺乏权力(权利)的监督制约。我国当前应当树立相对独立的侦查目的,形成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特殊三角结构,建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机制。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刑事不起诉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应对刑案高发态势以及办案机关不堪重负现状的必然要求。我国刑诉法对其虽无明文规定,但对不起诉制度却作为较大幅度调整,探讨这一制度,对现行完善我国不起诉制度意义颇深。当前,需要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涵义及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入手,分析借鉴域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立法与实践,以建立、健全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侦查阶段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对策思考

刑事冤假错案源头来自于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办案理念滞后、证据收集环节的疏漏及错误、侦查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都是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以切实加强侦查阶段刑事冤假错案的防控措施。     

关于调整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组织形式的思考——以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为切入点

以员额制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检察官数量的减少将深刻影响现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组织形式。现行的多位检察官共同办案、团队合作的办案组织形式应当调整为由独任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司法警察组成团队,并由检察官指挥侦查、检察官助理协助检察官指挥侦查、司法警察具体执行侦查的办案组织形式。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捕诉合一”——以“侦控辩”的惯习、策略和规则为切入点

在"捕诉合一"改革试点进行下,检察机关在捕诉方面应采何种内部设置,学界有激烈讨论,而问题的核心也集中在检察人员审查逮捕的中立性、审查逮捕的诉讼化以及检察人员的办案质效等方面。现阶段学者大多以全景式和价值层面的讨论为主,而忽略了"捕诉合一"的具体改革措施对拥有惯习的检察人员以及对控辩侦三方的关系之影响。基于此,应着眼于微观层面,引进较为理想的场域分析理论,以参与者的策略、惯习以及规则作为分析框架,对上述三点进行分析,得出相应思考结论,进而探索具有场域意义的"捕诉合一"之完善措施。     

关于诉讼证据概念的表述及其特征的管见

诉讼证据概念是《证据学》许多概念中最重要的中心概念,正确理解和认识证据这一概念的函义和特征,对于研究《证据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可以帮助划清马列主义认识论与各种唯心主义观点在运用证据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界线,指导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实践活动,提高办案水平,防止认定案件事实中的某些失误。     

论中国古代侦查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制度的中央集权和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统治,形成集侦查、起诉、审判三大司法职能三位一体的侦查制度.在权大于法的人治制度下充分体现皇权威望的审判和刑讯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其功能被人为地极度扩张,与之适应的讯问、拘留、逮捕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和唯心的"言证"制度得到高度的发展,野蛮的刑讯逼供取代科学的侦查方法,严重束缚中国古代侦查揭露、证实犯罪功能的形成和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是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对罪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现实情况为实行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提供了可行性,但必须对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的适用条件、具体程序和制约机制作出具体规定。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反思与重构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实证调查重庆市渝东南片区检察机关的相关工作情况,可以发现当下的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程序不够规范,羁押入所和讯问、询问场所规定不够完善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侦查措施不够完善,职侦与公诉部门衔接不足,侦查取证技能有待提升,取证过程和证据审查缺乏有效监督等制度缺失.检察机关应当完善原有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努力做到从源头预防非法取证,提升办案质量.